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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缪斯和恶魔/作者:（美）伊丽莎..』
『状态:已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编者邀请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迈克尔-坎宁安、朱莉娅-格拉斯、简-斯迈利、玛丽-戈登、丹尼斯-约翰逊等30位当代美国文坛名家（其中包含多位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得主），写下引领自己走上创作之路的人和事。
　　该文集是难得的珍宝，其整体价值远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我们还能在哪里读到这些对于缪斯的冥想？就在这本书内，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十位顶级大师以其深邃的眼光剖析自己的写作生涯，读来回味无穷。——《旧金山纪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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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缪斯和恶魔》：作品相关
　　内容还在处理中,请稍后重内容简介
　　
　　本书编者邀请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迈克尔?坎宁安、朱莉娅?格拉斯、简?斯迈利、玛丽?戈登、丹尼斯?约翰逊等30位当代美国文坛名家（其中包含多位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得主），写下引领自己走上创作之路的人和事。
　　该文集是难得的珍宝，其整体#小说价值远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我们还能在哪里读到这些对于缪斯的冥想？就在这本书内，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十位顶级大师以其深邃的眼光剖析自己的写作生涯，读来回味无穷。——《旧金山纪事报》
作者简介
　　
　　本书编者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写作课老师、编辑、教授和小说创作者，在美国文坛具有一定影响。除本书外，她还出版了五部小说、一部有关小说创作的专著，发表了几百#小说篇书评、论文和杂志文章。
目录
　　
　　引言1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人1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为什么不说说发生
　　了什么？”：追忆哈德威克小姐3
　　罗伯特?博耶斯：想象影响14
　　杰伊?坎托：父亲和导师27
　　约翰?凯西：总论导师，特别是彼得?泰勒45
　　莫德?凯西：书中的生活61
　　亚历山大?奇：安#小说妮?迪拉德和写作生涯74
　　乔纳森?萨福兰?福尔：雪景球89
　　朱莉娅?格拉斯：朱莉遇见德比的时候……97
　　玛丽?戈登：老虎和鹈鹕，两个导师：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贾尼斯?撒迪厄斯115
　　阿农?格伦伯格：时刻129
　　马戈特?利夫西：只要填满了枕头140
　　西格里德?努涅斯：桑塔格的规则150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
　　作家影响散记168
　　卡罗琳?西伊：学者和色情小说家182
　　吉姆?谢泼德：“可在这点上我真正喜欢的就是
　　你发明的这个令人惊奇的游戏”：约翰?霍克斯赏析194
　　谢里尔?斯特雷耶德：芒罗国202
　　伊夫琳?托因顿：母亲国216
　　丽莉?塔克：诱惑者224
　　埃德蒙?怀特：哈罗德?布洛基239
　　第二部分：我们读的书籍255
　　迈克尔?坎宁安：同伴257
　　萨曼莎?亨特：五百万头牛267
　　丹尼斯?约翰逊：关于《富有的城市》274
　　ZZ?帕克：马德霍普和马弗里克一家279
　　阿妮塔?施里夫：得到它。沉浸其中。敬畏。学习。读麦克德莫特
　　女士的书。欣赏书的开头。还在欣赏书的开头。抓住它。286
　　马莎?索斯盖特：纸质导师294
　　第三部分：我们生活的时代305
　　克里斯托弗?卡斯特拉尼：在布雷德洛夫成长307
　　尼尔?戈登：请别写作321
　　迪诺?门杰斯图：编故事339
　　卡里尔?菲力普斯：成长的痛苦346
　　简?斯迈利：爱荷华城，1974352
　　致谢361
译序（1）
　　译序
　　也谈导师
　　何谓导师？导师就是学业、事业上的指导者。用本书编者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的话说，导师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自己心底的名流，我们要努力赶上的人，会让我们爱上他们的人，有时候，还是我们悄悄追随的人”。导师对一个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女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后，因为要为《田楼》杂志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本书编者本尼迪克特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在巴纳德学院上哈德威克的高年级指导课时哈德威克对她的影响。影响是巨大的，回忆也是甜蜜的。受此启发，她觉得应该有一本作家们写他们的导师，也就是对他们走上创作道路有影响的人的书。她马上到亚马逊网站去搜索，结果没有找到此类书籍。这就是作者发起征稿并编辑本书的缘起。
　　作家们对此倡议反响空前，可见他们对导师所起作用的重视。从本书的三十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家写的导师都是具体的人，而且几乎都是作家。还有部分作家写到的是书或是场所。这些“导师”，不论是具体的人，还是书籍或者场所，都在作家们走上创作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们谈起自己的导师，无不带着感激和尊重之情。即使是负面的影响，也是一种促进。多#小说年以后，这种影响也就更加珍贵了。
　　有的作家，如果没有这些导师的指点或是影响，他们就不会成为作家。本尼迪克特本人就是这样。当有人鼓励她当作家时，她自己也无法确定，于是，便去征求哈德威克的意见。哈德威克明确跟她说：“我认为你可以当作家。”但从她的经验，她也提醒本尼迪克特，当作家并不轻松。“但你得做出决定，你是否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本尼迪克特由此坚定了当作家的决心。而在本尼迪克特后来的创作中，哈德威克的话同样激励着她继续写下去。看了本尼迪克特的故事以后，哈德威克给她写信说：“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读起来不让人感到别扭，不像业余作者写的。我觉得你很快就能写得更好，突然间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祝你好运。你有理由继续努力写小说。我敢肯定，我说过的，你已经上路了。”
　　有的作家，因为导师的指点或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计划，转而当了作家。约翰?凯西原来学的是法律。上过作家彼得?泰勒的写作课以后，泰勒明白无误地对他说：“别当律师了，你是个作家。”杰伊?坎托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与凯西类似。坎托的父亲是个医生，家里有意把坎托也培养成医生。到了哈佛大学，他学的还是医学课程。但是，听了马拉默德的课，坎托改弦易辙，当了作家。卡里尔?菲力普斯在大学时学的是心理学。当导师知道他学心理学是因为想了解人时，他说：“威廉?詹姆斯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心理学教授，但真正了解人的却是他的弟弟亨利。”导师于是帮他的学生做出决定：“如果你想了解人，那就学英国文学，不要学心理学。”这个决定使菲力普斯成了作家。坚定谢里尔?斯特雷耶德当作家的信念的，是作家艾丽斯?芒罗的一封回信。信里不但对她寄给她的短篇小说给予肯定，而且鼓励她：“你一定要坚持写作……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写的还不如你好呢。”
译序（2）
　　家人或者亲友的影响，也是一些作家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这些家人或者亲友，也就成了他们的导师。莫德?凯西的父母都是作家，她从小便受到文学的熏陶。小时候父母给她读的故事，父母亲读过后传给她的书，还有父母亲写作的方式，全都对她产生了影响。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从小受到的影响来自她的奶奶。她说：“如果有个‘导师’引导我走向创作生活——或者至少鼓励过我——他不会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也不是我后来的大学同僚，而是我的奶奶布兰其?伍德赛德。”圣诞节和生日的时候，她奶奶会送书#小说给她当礼物。每年都送。而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奶奶竟然送给她一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当生日礼物。这在当时是件昂贵且稀罕的东西。可以说，欧茨能够成为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和她奶奶的这些礼物是分不开的。
　　伊夫琳?托因顿的影响来自她的母亲。在作家中，她的生活可谓不幸。父亲和母亲离了婚，继母对她和姐姐很不好。但每月两次去母亲那待的两天，是她接受母亲文学启蒙教育的日子。母亲喜欢的关于英国皇室浪漫生活的书籍和故事，是她最早的文学启蒙。母亲还对她提起过，如果她不喜欢不自由的上班生活，她可以当个作家。母亲自己也想过当作家，这一抱负终于在女儿身上得到了实现。马戈特?利夫西则从小受到他父母亲的好朋友罗杰的影响。罗杰虽然不是作家，但是对文学有着非凡的鉴赏力。他能很准确地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必须知道某个作家。在罗杰的影响下，利夫西十几岁时就读了约翰?邓恩和艾略特的作品。邓恩那机智又别出心裁的比喻以及艾略特用以描述他那片废墟的碎片，给利夫西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作家的导师本人就是作家。这些导师，有的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有的则在创作方法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启迪。谢里尔?斯特雷耶德的偶像是艾丽斯?芒罗。她觉得，芒罗笔下的世界就是她所熟悉的世界。芒罗所描述的生活就是她所过的生活。连年轻时的丧母之痛，都跟芒罗有共同之处。于是，芒罗成了她的偶像，成了她学习的榜样。她尝试着模仿芒罗去写作，在心里默默地喜欢她，崇拜她，甚至不惜长途跋涉去参加芒罗的作品朗诵活动。但最终站在芒罗面前时，她却决定不告诉芒罗任何事情，而是选择了默默地离开。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谢里尔成长的过程。从此，她从芒罗国里走了出来，走进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国度。
　　安妮?迪拉德鼓励自己的学生必须要树立自信心。“你们的书将会在书店上柜。到那个地方去……直接走过去，找到你在书架上的位置。把手指放在那，每次都去。”她教给学生的写作理念和写作方法也非常独特。她告诉学生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要担心自己别出心裁,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不要模仿别人。即使是别人写过的东西，也是可以写的，因为写的人是你，你写的就有你自己的独到之处。她认为，人光有天分是不够的。天分只是天分，更关键的是要不停地写。只要坚持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她还教给学生很具体的写作方法，从遣词造句到篇章结构的安排。这些方法，给学生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译序（3）
　　后现代派作家约翰?霍克斯教导学生要充分展示自我，要凭直觉去感知事物，要珍视离奇古怪之事。戈登?利什也告诉学生，要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声音。写作时，不要写琐碎的或是不重要的句子。要学会怎么开句，把自己当作制造语言的机器，写出迷人的句子来。他还告诉学生，写作就是一种避难所。这些理念既#小说督促了学生，也启发了学生。著名作家马拉默德也是个很会督促和鼓励人的导师。他曾经对作家杰伊说过：“你知道吧，不出第二本小说，你就算不上真正的作家。”杰伊觉得，等到他出了第二本小说，也许马拉默德又会说：“你知道吧……第三本书……真正的作家。”
　　编辑是作家的合作者，有的编辑成了作家的良师益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作家的导师。朱莉娅?格拉斯写的就是她的编辑德比。朱莉娅讲的是自己锲而不舍而终获成功的故事。多年来，她坚持不懈地写短篇小说，投稿给《纽约客》，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可这种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失望。虽然《纽约客》的编辑一直写信鼓励她，但事实就是作品没有被接受。然而，朱莉娅没有放弃，终于让自己的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从写短篇到写中篇，再到写长篇，朱莉娅经历了一个作家从无到有的成长过程。在编辑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的过程中，朱莉娅正好怀孕待产，接着便是生孩子。书的出版进程受到影响，但德比一点都没有责怪朱莉娅，反而让她尽情享受当母亲的快乐，并和她交流当母亲的经验。更令人敬佩的是，第一部小说还没发表，朱莉娅的癌症复发，这让她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同时也担心她的病会影响到小说的出版。这时候，是德比给了她安慰，给了她鼓励，给了她希望。可以说，德比不但扮演了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的角色，而且扮演了朱莉娅生活中的益友角色。朱莉娅和德比不但是工作上的合作者，而且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可见，这样的编辑对作者是多么重要，而这个作者碰到这样的编辑又是多么的幸运。
　　苏珊?桑塔格是个很有个性的名作家。在西格里德?努涅斯的笔下，这个身为女性却不甘示弱、强悍得极其缺乏女人味的作家的独特个性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聚会老迟到，却从来不为此感到抱歉。轮到她不得不要等别人时，她却牢骚满腹。和很多作家不一样，她喜欢城市生活，对很多作家喜欢暂避乡间以获得宁静的写作和思考环境感到困惑不解。至于她，只要一个人待在旅馆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在美国，很多作家都到高校去教创作课。桑塔格特别不赞成作家这么做。她认为，当老师会毁了一个作家。因为教书和写作是相互冲突的。对那些一边抱怨没时间创作，一边却对大学终身教职特别在乎的作家，她表现得相当不屑。对她自己来说，这种活，能推就推。她把写作视为生命，为了写作，可以放弃很多东西。她说：“你写作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很好。你写作不是为了自己快乐（不像读书），或者为了宣泄情绪，或者表达自己，或者为了取悦某些读者。你是为文学而写作。”然而，这么一个貌似强悍的作家晚年时也同样表现出她脆弱的一面。她经常情绪低落，总是抱怨太孤单，感到自己被拒绝了，被抛弃了。有时她还会哭泣。强悍的桑塔格最终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通过这些描写，一个个性独特、追求自身自由、致力写作的桑塔格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疑，这一切，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而这一切对西格里德?努涅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译序（4）
　　无独有偶，我碰巧也是个作者。当译林出版社的朋友问及我是否有兴趣翻译这本书时，我一了解了书的内容，马上就答应了。当我看过本书的前言，知道了编者编辑本书的缘起，我更是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本书的译者感到高兴。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对于导师，我和这些作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我想起了对我开始写作有影响的人和事。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作为哈佛燕京项目的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半。那年10月，著名美国作家汤亭亭到哈#小说佛大学开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做个诗人”。她在讲座中颇为有趣地讲了几个写诗的步骤。汤亭亭的讲座让痴迷文学的我跃跃欲试。从那时起，我尝试着写英文诗歌。也是在那一年，哈佛大学文学期刊《达德利评论》面向全校征稿，体裁不限。我写了首英文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稿。不久以后，我接到用稿通知。这首诗歌的发表让我的写作信心倍增。从英文诗到中文诗，从中文诗到散文，再从散文到小说。由此，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作者。如果像本书所写的，导师不但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场所的话，我要说，引导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导师”就是汤亭亭和哈佛大学。这两个“导师”对我创作的影响，亦是我此生最大的财富。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这个作者学习的过程。书中的导师对年轻作家们的激励，同时也激励着我。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方法，也有值得我借鉴的地方。桑塔格视写作为生命的信念，同时也感染了我。而朱莉娅在逆境中坚持创作、终获成功的故事，对我无疑起到了励志作用。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也成了我的“导师”。
　　2010年8月22日于福州
引言（1）
　　引言
　　文：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
　　导师、缪斯和莫扎特
　　对我邀请的响应，空前热烈。仅仅几个星期，二十几个小说家一个接一个都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有的用邮件回复，有的打电话回复，还有的是当面对我本人说的。是的，他们想为这本集子写篇东西。有时候，一天之内就有两三个或者四个人回复说，可以，把我算进去吧。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还有点为这股热情感到震惊。我似乎点中大家的敏感穴位了。
　　有几个人马上就知道自己想写的人——玛丽?戈登要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贾尼斯?撒迪厄斯，杰伊?坎托要写伯纳德?马拉默德，丽莉?塔克要写戈登?利什，吉姆?谢泼德要写约翰?霍克斯。但也有好些人强调说，写是没有问题的，但还不确定要写谁。开始的时候，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决定从下面三个人中选一个，一个是他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另一个是年轻时以其魔盒使他着迷的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诗人叶胡达?阿米亥。马戈特?利夫西一开始也不确定是选择她的继父——苏格兰一所寄宿学校的英语老师——还是选择一个早已去世的缪斯。
　　#小说还没决定要写谁，先答应写。我从这些作家的话里听出了一种渴望，或者说，从他们的邮件中读出了这种渴望——他们意欲承认那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此想要感谢他们。他们要用一个小说家能够采用的最好方式，也就是讲述他们之间有何关系的方式，来承认他们所起的作用。由于大多数际遇都是在作家年纪尚轻或是脆弱敏感的时候发生的，有些文章还带点苦乐交杂的成分。那时候的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还不确定，对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甚了了。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一种永远的感激之情。不管有没有苦乐交杂的成分在里面，很多作家都在回顾自己年轻稚嫩时发生过的对他们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也即权威人士发现了他们有天赋的时刻，或者他们自己相信自己拥有这种天赋的时刻——他们尚无目标的生活从此改变了方向和速度。他们明白了路该往哪个方向走，而比之更有效、更有推动力的又是什么东西。而这一点，他们过去是不明白的。这就像是被救赎了。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救赎了——从一种毫不确定、迟疑不决和平庸无奇的状态中得到救赎。
引言（2）
　　我们生活中有许多情感体验，其强度堪与那种救赎感一比高下。但是，那些情感体验总是涉及罗曼史、子女、家庭关系以及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难以处理、令人担忧、完全带有瑕疵的双方关系。然而，一个学生或是求教于他人的人对导#小说师通常怀有的感激之情却罩着一层纯洁的光环——完全、洁净，不掺杂任何杂质——那是其他大多数紧张关系所没有的。我们美化了我们的导师，这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比我们造诣更深，他们能够给予我们有价值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对子女最关爱的父母给孩子的表扬，也不及这种情感的分量来得重。他们的称赞在那里很有价值——因为如此，在这里也就同样有价值。我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别无所长，只知道我们拥有某种天赋，能够鼓起某种勇气，也知道通往卡耐基大厅，或者说与之对等的文学殿堂的唯一路径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也就是说，写，重写，再重写。
　　导师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自己心底的名流，我们要努力赶上的人，会让我们爱上他们的人，有时候，还是我们悄悄追随的人——方法就是情不自禁地去读他们的书。在写艾丽斯?芒罗的文章时，谢里尔?斯特雷耶德这么写道：“我喜欢艾丽斯?芒罗，我习惯这么说，任何我所不知道的人，只要我欣赏他们的作品，我都会这么说。当然，我的意思是喜欢她的书……可我也以一种即使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的方式喜欢她。”一切顺利时，我们从我们的导师最好的那一面受益，不单是他们令人称赞的作品，而且还有那具有先见之明的洞察力，知道我们身上有天赐的天赋，而那时，我们自己对此却还一无所知。
　　导师在关注我们，与此同时，我们对导师的关注投入了多少精力，也就能显露出我们能得到多大的情感力量。可是，从那些痴迷于其他作家的作家身上，你期待的是什么呢？痴迷是一种与职业有关的危险。或者说，我指的是与职业有关的必备要素？在写安妮?迪拉德的文章时，亚历山大?奇这么写道：“我跟安妮学习完以后，我就想像她一样。”他想要她的房子，她的车，最重要的是，他还没有自己写的盒装书，就像他喜欢的书店里她的盒装书一样。二十几岁的时候，西格里德?努涅斯和她的男朋友及他的妈妈——苏珊?桑塔格住在一起。在《桑塔格的规则》一文中，她极为详细地回忆了桑塔格过着作家和知识分子生活的详尽规则——努涅斯还列举了她学为己用的每一条规则。莫德?凯西的情况更为复杂，对她的影响来自作家约翰?凯西和简?巴恩斯——他们正好是她的父母——她承认，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想象自己长大后成为她父母那样的人。如果她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她就无法看小说，什么小说都看不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她读研究生的时候。
引言（3）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和他们的导师或者类似导师的人有如此复杂的关系。约翰?凯西，也就是莫德的父亲，认识彼得?泰勒后就因为参加大学社团而跟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那时凯西是个法学院的学生，暗地里选修了一门创作课。朱莉娅?格拉斯给长期做她编辑的缪斯德比?加里森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赞歌。她通过这首赞歌告诉我们，她晚年时是如何从一个画家变成一个小说家的。卡罗琳?西伊把影响归功于两个不太可能放在一起的人：一个是她二十岁那年给她上了三个星期诗歌课的英语教授；另一个是她爱戴的古怪的父亲——一个一直想当严肃作家的人。他做的最接近严肃作家做的事也就是到临终前，他已经写了七十三本色情小说。
　　接到我的邀请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告诉我说，她的导师是艾米丽?迪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她从未谋面的几位当代作家。我回答说，也可以写那一类导师。欧茨对此的答复是一篇满怀抱负、富于启发的文章——《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作家影响散记》。这包括了关于她和唐纳德?巴塞尔姆及约翰?加德纳的友情故事，还有她孩提时代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迷恋。
　　其他作家的灵感来源更是非同寻常。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博耶斯五十几岁才开始写小说。他感激的人是意大利作家纳塔利亚?金兹伯格。那是因为罗伯特的妻子是个诗人，和金兹伯格有联系。住在英国的美国人伊夫琳?托因顿回忆了她亲爱的残疾母亲的痛苦。孩提时代住在纽约时，托因顿和姐姐每月两次到母亲那寒碜却满是书本的公寓去看她。母亲总是让她们看一大堆关于英国国王和王后的书和故事。阿农?格伦伯格中学时在阿姆斯特丹辍学，而他在文学上的觉醒相当离奇——既有趣又令人心碎——我都不愿意用一个句子来概括。埃德蒙?怀特对已故哈罗德?布洛基的描绘，背景设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同性恋区，为这本选集提供了唯一一#小说位全方位展现的“恶魔”。尽管他是个“恶魔”，怀特还是承认，自己能当作家，还得感激布洛基。
　　像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一样，一些作家觉得，他们的导师不是某些人，而是具体的书籍或是某位作家的作品。萨曼莎?亨特、丹尼斯?约翰逊、ZZ?帕克、阿妮塔?施里夫和马莎?索斯盖特不但讲述了他们和这些作品邂逅的记忆犹新的场景，而且还提供了一份书单，而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找到这份书单的。这书单依次为：伦纳德?加德纳的《布里斯?D’J?潘凯克的故事》和《富有的城市》、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的短篇小说、艾丽斯?麦克德莫特的《那一夜》和《小间谍哈瑞特》。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确认为自己的缪斯的迈克尔?坎宁安写的是陪伴他一生的《达罗卫夫人》，这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单向性友谊”让他四十几岁时写出了《时时刻刻》。
引言（4）
　　另一组作家对我的邀请做出回应时，头脑里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我读他们的文章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以至我欣然超越了题目所设定的范围。有五个人想写一些机构或者是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段，这些机构或是时段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他们的志向，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知道他们能够做什么，他们想要的又是什么。简?斯迈利回忆了她1974年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在爱荷华写作班的事，还有她同学对她的影响，包括阿伦?格加纳斯。克里斯托弗?卡斯特拉尼审视了在布雷德洛夫作家会议上的九个夏天对他意味着什么，刚开始的两个夏天是从当侍者开始的。尼尔?戈登回忆了他在《纽约书评》当编辑助理的两个年头，这使他的生活大为改变。他一边完成博士论文，一边计划写小说，心里一直处于矛盾当中。迪诺?门杰斯图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在芝加哥郊外长大。他一边在哈莱姆区办课外辅导班，一边舔着小说卖不出去这一伤口。在努力愉悦和安慰他的学生的过程中，他重新获得了讲故事的能力。卡里尔?菲力普斯在英国圣基茨出生，在利兹长大，现在是耶鲁大学写作教授。他回忆了很久以前“成长的痛苦”，那些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道#小说路的独特时刻。
　　开发这本选集的想法是2008年3月17日形成的，也就是在我把为《田楼》杂志写我的导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文章发出去几小时之后。伊丽莎白三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巴纳德学院上过她的高年级指导课。记得当时我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感觉特别满足。这不但是因为我完成了那篇文章，还因为我沉浸在久远的回忆当中。而在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一件事牵出另一件事，再牵出另一件事。回忆定格在我在那里的最后一个学期，每两星期我就要去哈德威克小姐的办公室，那学期末——哦，我想你可以说她喜欢我的作品了。喜欢的程度足以这么说。这对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来说足以让我在之后的九年中不断努力，直到我完成并售出我的处女作。来自合适的人的一点点表扬，往往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这种快乐心情的驱使下，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有一本作家们写他们导师的书。于是，我就上亚马逊网站去找。可我很快就发现没有这类书。就在第二天，我定下题目——《导师、缪斯和恶魔》——然后开始调查。我问的第一个人是玛丽?戈登。她马上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剩下的故事就是你们手中的书了。
　　虽然这本书或许是作家们写他们的导师和缪斯的唯一一本文集，但是，文学史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历史充溢着关于导师、缪斯及有影响的恶魔的故事，还有塑造了非凡天才的机构，以及天才人物撞在一起并由此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时代（如19世纪90年代的维也纳，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还有很多故事有待人们去讲述，关于现在的老师如何培养和引导有天分的学生的，关于很久以前的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在他们最近的轨道启发了众多卫星，而几个世纪之后的现在还在以他们的作品启发着卫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有待人们去复述。
引言（5）
　　18世纪80年代，莫扎特写了献给海顿的六首弦乐四重奏。从六岁起，莫扎特就开始学习海顿的作品。1785年，听完六首四重奏后，海顿对莫扎特的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在上
　　帝面前，我以一个诚实之人的名誉告诉你，你的儿子是我亲眼见过或者听说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他品味高雅，而且#小说，他拥有最渊博的作曲知识。”这句话现在已经是名言了。
　　如果没有海顿的影响，莫扎特是否能成为莫扎特？如果没有《普鲁塔克的生活》和《霍林斯黑德编年史》作为创作素材，莎士比亚是否能成为莎士比亚？如果没有埃兹拉?庞德的编辑，T.S.艾略特的《荒原》是否能成为今天的样子？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在他的文章《雪景球》中声称，如果他中学时代去以色列时没有去读叶胡达?阿米亥的作品的话，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作家。阿妮塔?施里夫肯定，如果她当时没有读艾丽斯?麦克德莫特的小说《那一夜》，她“今天就不会是个小说家”。如果不是一次邂逅或是一本书的机缘，这些天才就决不可能大放异彩，我发现，要接受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点迟早一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来——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导师、缪斯和恶魔》中的文章都是有关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每篇文章都以自己的方式讴歌了影响和机缘。
　　这本文集里，有些作家把有影响能力的人称为导师，有些把他们称为缪斯，还有些没有给他们贴上现成的标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哪个作家讲了艺术家或是缪斯的典型故事：在其伟大的事业中受到注定要担任第二小提琴手的女人启发的伟人，或者受到根本没有参加演奏的女人启发的伟人。我喜欢认为，此类描述的缺失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标志了艺术和生活中的一种趋势。在这些书页中，这又是另外值得欣赏的东西。
　　我请这些非凡的作家写这些文章时，就知道这些文章一定是很出彩的。可直到它们从全国各地或跨越一两个大洋传到我的电脑中时，我才能想象它们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我想，事情是这么发生的：这些人——作家、父母、老师、编辑和舞蹈老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不论这些人尚在人世或是已经作古，现在得到了一个感谢他们的机会，得到一个回忆奇迹发生和各种影响扎根的时间和地点的机会，这些作家便决定把他们心底的故事写出来，让我们分享这些已经埋藏在他们心底好多个年头的故事。
　　作家们可能是一群脾气暴躁的人。他们注重自我、容易兴奋、对权势很敌意。如果他们不得不离开屋子，有时还很懊恼。然而，结果证明，如果你要他们回忆一下谁给了他们写作的想法或者说允许或是鼓励他们写作，让他们去回忆那个说“你可以做这个，你该这么做”的声音时，不管这是某个人说的话，还是作者通过书页说的话，他们都极有可能会给你讲一个让你大为惊叹的故事。
《导师、缪斯和恶魔》：第一部分
　　内容还在处理中,请稍后重“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1）
　　“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
　　追忆哈德威克小姐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小说家、散文家、《纽约书评》的创立者之一，罗伯特?洛厄尔的前妻，2007年12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之后的日子里，公众的反应是意料之中的——《纽约时报》和其他地方的讣闻——我看到的个人的反应也多得不计其数。韦恩?凯斯坦鲍姆在PEN网站对她写的词句赞美有加，这话是写给大家看的，可很多人都没看到。这也提醒我们，传记的细节是多么重要：
　　我喜欢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词句。它们很奇特，很任性。它们会突然改变语气。它们回避核心问题。有时候，它们很具体，但经常在关键时刻变得较为温和，闪烁其词。它们采用一种既威严专断又压抑规避的语气来叙述。写安迪?沃霍尔的传记时，我就对自己说：“模仿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对于这个建议，我意思是说：要有权威性，可也要奇特。
　　因为我在《哈芬顿邮报》上写了颂词，所以有一大帮人写信给我。1976年，在巴纳德，我曾经上过哈德威克的高年级学生导师指导课。要#小说不是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收到那些来信的。和她一起在哥伦比亚教过书的两位先生被迷住了；其他几个在文学委员会和她一起共过事的人倒没有。在文学委员会，她很难相处，这是出了名的。还有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和她一起在巴纳德学习过的女士也打来极为热情的电话，有的发来邮件。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个令人仰止的人物——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真正的作家。那个年代，是现今无法想象的一个年代。那时候，“女作家”是个很奇特的群体，而想要跻身其中，你就会陷入被排斥的境地，跟现在比，那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会像想当总统那么稀罕——总统可是没人想当的——可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还是很稀罕。那可和现今职业学校忙乎乎的批量培养大不一样。作家干的活，人们的理解是，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说，就是“痛苦地独自”忍受的东西，有几个好读者就算不错了。不像现在，可以通过没完没了的系列课程、写作班、会议和“最终学位”项目来完成。那时候，创作根本没有博士。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只有十四个艺术硕士项目。而现在，已经有十倍之多了。搜寻我对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记忆，我好像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个过往的世界。我似乎行走在约瑟夫?康奈尔的盒子当中，或者是托马斯?卡莱尔和简?卡莱尔的伦敦之屋内。这些都是已逝岁月里的纪念碑。
“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2）
　　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跟21世纪比，反倒与19世纪的有更多共同之处。然而，在巴纳德和哥伦比亚期间的那个久远的年代还和另一种刚刚形成的文化交叉在一块。这股新的文化浪潮叫嚣着坚持男女平等，女性的性行为比男性的来得复杂。还有，旧有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这甚至还延伸到小说领域，而在很多地区，小说已经被宣判死刑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小说”。哈德威克在1977年的文章《现在的意义》中指出，“新小说”包括唐纳德?巴塞尔姆、托马斯?品钦、库尔特?冯内古特，还有里纳塔?阿德勒的小说《快艇》。她的分析谈到敬意，不管对老的或新的都怀有敬意，对已经逝去的或者刚刚诞生的也怀有敬意：
　　在“就这样”和巴塞尔姆那令人惊叹的辉煌故事当中……在《快艇》中，在《V》那猜不透的谜当中，从各个方面对生活方式提出质疑的那种智慧，便是令人产生敬意的东西。承认这种敬意、勇气和抱负是很重要的——这世界上会有人读《万有引力之虹》比读《死魂灵》来得快乐，这即使很难相信，那也还是很重要的。
　　回望过去，文化动荡多变，令人目眩。我还看见了自己的纯真、自己的惊奇和很幼稚的抱负。可是，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似乎和我们最喜爱的哈德威克的小说《无眠的夜晚》首页的那个故事叙述者，一个特定年代的女人，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
　　我就是这么决定我现在的生活该怎么过的。我将改变甚至扭曲我的记忆，以便过上这种生活，也就是我现在正在过的生活……要是一个人知道该记住些什么，或是知道假装该记住些什么就好了。做出决定，你想从失去的事情中得到的东西就会自己显现出来。你可以把它取下来，就像从架子上拿下一听罐头一样。也许吧。有一段记忆可能会被标记为肯塔基的兰德大街，有些人会记起那个地址，至少知道真有这么个地方。
　　对我来说，有个记忆标签是莫宁赛德大道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寓所。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知道有哈德威克这个人存在。那时，我是个大学新生，定期给教授的孩子们当保姆。由于这家人是通过巴纳德保姆服务中心找到我的，所以，他们得遵守中心的规定，要送我回家。九点以后，要不他们给我打车费，要不护送我回我的住处。夜深以后，当父亲的总是选择一边遛狗，一边送我回我的公寓楼。可是，这对夫妇是很善于社交的。有时，一起度过了一整个晚上以后，他们会把朋友一起带回家来，喝点睡前喝的酒水，或是继续谈话。有客人时，当父亲的就不送我回家了，他们会邀请我和他们以及其他教授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坐坐。我敢肯定，我若有什么要说，他们是一定会听我说的。可是，我太胆小了，宁愿默默地坐着什么也不说。有一年除夕，两对夫妇坐着谈论心理学家皮亚杰。有一刻，当父亲的看了看表，就事论事地说：“已经十二点过五分了。”意思是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可大家一点#小说也不激动，谈话又回到皮亚杰身上。我吃惊极了。即使他们开始脱衣服也不会更让我感到吃惊的。
“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3）
　　就这样？他们甚至没有奔到电视机前去度过这一重大时刻？没有接吻，没有开香槟酒庆祝？我父母亲这么多年是不是做错了呢？用最时髦的话来说，新年前夕的晚上，我是不是要假装成只不过是在耳朵上挠痒痒而已呢？
　　教授和他们的妻子讨论利齐和卡尔颇富戏剧性的问题时，那可不是在新年前夕的晚上。我很快就知道，这两个名字其实就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罗伯特?洛厄尔。他好像和一个叫卡罗琳?布莱克伍德夫人的英国女人跑了。而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有人站在利齐这一边，感到愤怒和悲哀。大家都同意，卡尔的问题从来没使谁的生活变得轻松些。他们离婚了，或者说马上要离婚。我不记得他们说的话了，但我记得那沉闷的气氛，好像他们是在复述一个朋友可怕的生病过程一样。利齐在巴纳德教写作，可在那时候，这对我没什么意义。直到第二年，我才决定自己要当作家。那时，一位英语教授凭直觉知道我想写小说。从我的背景考虑，加上女作家还很罕见，这个抱负就和想当总统一样远大。
　　我开始注意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一天晚上，在第112街和百老汇大街交界的书店，我站着读洛厄尔的诗集《海豚》。很多短诗的语言就像从真正的信件中摘出来的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猜测这些信件就是她写给他的。在描述读他的一封来信时的情景时，这个被遗弃的妻子在一首叫《记录》的诗中承认：“我想，我的心会碎一千次……”这一诗行为我啪的一声打开了世界之门。我为哈德威克教授和她的女儿心痛欲裂。但很奇怪，我那还摇摆不定的抱负却给了我安慰。这些尊贵的人像教授们和他们的妻子一样，可能对除夕之夜感到厌烦，可不会对被遗弃之事感到厌烦。如果我要当作家，我也知道这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我也可以做得到——用普通的话语，写最有感触的事情，而不是使用特别令人费解、令人厌烦的不可思议的话语。
　　我把这点启示悄悄藏起来，认为这首诗是我的小秘密，却不知道洛厄尔决定出版这本书，如此大胆地使用哈德威克的信件，几十年来在朋友和同事当中早已成为丑闻。几十#小说年了，也不知道哈德威克曾对洛厄尔说过这样的名言：“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这最终成了他的诗歌《结尾》的结束句。那时，我也不知道洛厄尔的自白诗和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激励了很多作家。说说发生了什么，这些作家都直言不讳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几十年以后，这个方向将引领我们把坦率变成了时髦，就和过去的谦虚和谨慎一样。坦率本身就成了一种文体，成了流通货币，从白天的脱口秀（我和我的鬈毛小狗有了性关系！我妈妈和我的数学老师睡觉！）到回忆疼痛和赌博成瘾，一直在变化，一直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现在，作家所需要的就是一年一千亿字节，还有她自己的博客。
“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4）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大学四年级，我才知道我可以读写作专业，或者至少是英语专业，而写作作为次要专业。知道这消息时，我到哈德威克的办公室去，问她能不能让我进她的小说班。当时班级人数已经满了，但看了我的作品后，她同意我去上高年级的导师指导课。
　　我自己独自一人和哈德威克小姐在一起时，每次都交给她四五页东西。有必要时，我就称呼她哈德威克小姐，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她坐在木转椅上，红褐色的鬈发垂在脸颊上，口红永远是新涂上去的。我看着她读完我的东西。她喜欢我写的东西，但并不特别喜爱。那里面没有足以让人喜爱的东西，技巧不够，生活经验也还欠缺。我写得很少，用食指费力地打出很短的故事。对我故事的长度，她时不时很幽默地发表看法。她说得不多；我怀疑那些会面有没有超过半小时，但我记得并没感到紧张，也没感到匆忙。她很快活，随时都会大笑，或者惬意地微笑。她很怜爱地谈论她的女儿，不时还就钱不够说些俏皮话。她那懒散的拖长声音说话的肯塔基口音令人很是陶醉，而她不经准备的评论则是一种表演艺术。
　　她和别的老师不一样；这说的是要研究她，而不是一门特定的科目。当我偶然听到她说“我讨厌去一流的餐馆过一大堆快乐#小说的生日”时，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可世界却因有这句话而扩大了，或者说，也许它所说明的就是，命中注定，我此生就是要听人们说话，听取信息和话语的纯粹诗性，听取那些文化标杆的信息。这些标杆把我们定位在这个社会阶层或者那个社会阶层，或者，也许同时两者兼而有之——对小说家来说，这些全都是很重要的课程。
　　在写作这个阵营里，她反对刻画艺术家形象。我认为，她还反对刻画作家形象。作为老师，她的抱负并不大。“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就是建议你们去读书。”这一教导意思很明显：学习写作的唯一方式就是阅读。就书而言，她喜爱的似乎是赖尔克的《马尔蒂?劳里亚德兹?布里格的笔记》。当然，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有一次见面时，我报告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曾经鼓励我当作家，我不好意思地问她，她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我认为你可以当作家，”她友善地说，“但你得做出决定，你是否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
“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5）
　　直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真的相信我能“当作家”，但我那时太年轻，也太感激她了，没有去问她这个问题。我完全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就是说，这是种艰苦的生活。仗着年轻人愚蠢的自信，我对自己说：“因为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所以很艰苦。我可不会过艰苦的生活。”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以后，我听到的个人对她的反应有#小说两类。“她对我非常亲切友好，总是如此，”一个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她同事的人这么写道。“我发现她非常可爱、非常善良，当然也非常出色。虽然也很伤感。她知道痛是怎么回事。”另一类则没那么友善，我不太乐意提到这一类，但它是针对她成长的文学性文化而言的，也就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由男性一统天下的《党人评论》。有个曾经和她一起在委员会共过事的作家说：“她说话之前，你什么都不想说，因为她自然是会诋毁你的。这不是性别问题，不过是纯粹为刻薄而刻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她进来时，我们就想办法换位子。她针对其他作家所说的话都是毁灭性的。”另一个作家用广角审视她的行为：“我认为，她和（玛丽?）麦卡西及（芭芭拉?）爱泼斯坦，还有——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贝拉?阿布朱格，一定是觉得在男性世界里，唯一能成功的方式就是欺凌——因为男性经常都是欺凌别人的人。刻薄算是一种第二性征。”
　　我听到的都是刻薄、伤人的话。在《时代》的讣闻上，我得知她写过一篇戏仿她的亲密朋友玛丽?麦卡西的畅销小说《这群人》的文章。文章“有恶作剧般的效果”，题目就叫《这伙人》，用假名泽维尔?普林发表在《纽约书评》上。人们私下里纳闷，这算是什么章法——公开嘲笑朋友的作品。
　　长达几星期之久，我都被对哈德威克小姐的攻击弄得困扰不堪。这个极其敏感的作家对别人的情感居然这么不敏感。我想到她在肯塔基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在十一个孩子中，她排行第八。父母对任何子女的关心都不可能太多。我还想到了步履维艰的婚姻让她付出的代价：几十年照顾一个患有躁狂抑郁症、经常住院治疗的洛厄尔，一个因为精神崩溃而常常投入别的女人怀抱的男人。人们会从他们的压迫者身上学到东西，或者说无权无势的人需要比自己弱势的人从而获得优越感，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一个被父母欺凌的孩子会去欺负一个更小的孩子，不是因为他很坏，而是因为所有那些负面的能量都必须有个去处。还有哈德威克成长的文化背景，这要早于女权运动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也即我在巴纳德的那个时期。
“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6）
　　我便去寻找那个时期的感觉，于是拿起了玛丽?麦卡西的自传——《知识分子回忆录》。我觉得自己真是中了大奖了：引言是哈德威克写的。她描述了到《党人评论》的编辑菲力普?拉夫家做客的事。那字里行间有我要的答案，或者说答案之一：“在拉夫家待的一个晚上便是进入了一个仗势欺人者的圈子，每个人都在欺负别的人。那种欺负人的方式，和寄宿学校讲的那种不一样，因为谁都没有优越感，反而有一种很强烈的平等感。最后，在子夜时分，随着一瓶瓶有害的四玫瑰威士忌被喝掉，这种平等感也消失殆尽——直到下一次重新再来。”
　　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她还是个年轻姑娘。那时候，学习这种烫手行当的这些把戏的人还不多，她是其中之一。除了婚姻和照顾人带来的艰苦，她还是个灾难过后收拾残局的人。她的讣闻报道说，她觉得她和洛厄尔的关系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可是，日复一日#小说，年复一年，这种负担造成了不良影响。生活对她这么不友好，为什么要费心去对所有人表示友好呢？也许正是这样。我的猜测在打转。我再三考虑，是不是要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这个问题，或者是不是提提我那不切实际的心理学理论。一天晚上，我想起来可能有一张她寄给我的明信片。她早期的小说《鬼魂恋人》再版后，我写了篇书评，明信片是她因此而寄给我的。在一只装信件的盒子里，我却找到了一封1982年她用打字机打的信。我曾请她就我申请研究生院的事写封推荐信，随信寄过去三篇短篇小说。我怎么可能忘记这封信呢？这封信打在半透明的薄纸上，名字是用自来水笔签的，先是名，后是姓。
　　她对小说提出了坦率、具体的批评意见，然后是总体评价——“我在这些故事中看不到会让我知道这些故事出自同一个作者的那种声音，一种声音，一种特有的视觉，一种风格或者随便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几句话。这几句话让我那一年不断写下去，最终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读起来不让人感到别扭，不像业余作者写的。我觉得你很快就能写得更好，突然间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祝你好运。你有理由继续努力写小说。我敢肯定，我说过的，你已经上路了。”
　　我并不特别热衷读研，但这种办法似乎可以买来一些时间。当我最终只是被放在等候录取的名单中时，我感到很高兴：可以确认没有义务一定要上了。我本来有份全职工作，但刚刚被辞退，可以领几个月的失业保险金。这样，我就可以写我的小说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对我说过，我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一想到这里，有时我会停下写作，从打字机上抬起头来，惊奇不已，感激万分。然后，我又低下头，继续写下去。
桑塔格的规则（1）
　　桑塔格的规则
　　西格里德?努涅斯
　　这是我头一次去作家聚居地。我没有在我本该到的日子到达，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担心迟到会招人嫌。可苏珊坚持说这也不是坏事。“用违规的方式开始总是好的。”对她来说，迟到就是一种规则。“我唯一怕迟到的是赶飞机或者看歌剧。”人们抱怨总是要等她时，她一点歉意都没有。“我想，如果他们不够聪明，不带些东西来读的话……”（可是，当某些人知道了这一点，结果她得等他们时，她却不高兴了。）我自己对准时过分讲究，这会让她很恼火。有一天，我们出去吃午饭。我意识到回去上班要迟到了，于是从桌子边跳了起来。她却嘲笑道：“坐下！你不必准时出现在那。别这么奴性。”奴性是她最喜欢用的词之一。
　　例外论。我们三个人——苏珊、她儿子和我——住在一起，真的是个好主意吗？大卫和我不该有我们自己的地方吗？她说，她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明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住在一块，即使大卫和我要有孩子了也一样。如果需要，她很高兴支持我们大家，她说。我表达了我的疑虑时，她说：“别这么传统。谁说我们要过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呢？”（有一次，在圣#小说马克，她指着两个看上去很古怪的女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年人，两人都穿得像吉卜赛人似的，披着斑白的长发：“老波希米亚人，”她开玩笑地说。“再过三十年，我们就是她们这个样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已经去世，再也没有波希米亚了）。
　　我为什么要去作家聚居地？她自己可决不会做这种事。如果她要躲起来工作一段时间，那就待在宾馆好了。她这么干过几次，也很喜欢，把三明治和咖啡叫到房间里来吃，热情百倍地工作着。可被隔绝在某个乡间隐居地，听起来就不舒服。在乡下能找到什么灵感呀？我从来没读过柏拉图的作品吗？（苏格拉底对菲德拉斯说：“我是爱学习的，树木和开阔的乡间不会教给我任何东西。”）我没见过比她更欣赏艺术美和人类外表美的人（“我是美的痴迷者。”这是她常说的话），也没见过比她更无法被大自然之美感动的人。为什么有人要离开激动人心的曼哈顿而到丛林中去住一个月？我说，我轻易就能想象着住到乡间去，不是那时候，而是我年纪更大些的时候，她惊讶不已。“那听起来像是要退休了。”这个词让她感觉很不舒服。
桑塔格的规则（2）
　　因为她父母住在夏威夷，她不时就要飞到那儿去。我说，我非常渴望能去美国最漂亮的州看看，她却感到很为难。“可那地方无聊极了。”在她的书中，好奇心是最重要的优点，她自己的好奇心也是没完没了的——但对自然世界则不然。住在里弗赛德大道，有时候，她会带着欣赏的口吻说到那里的风景，特别是漂亮的日落，可我知道，她从来就不曾走过街道到里弗赛德公园去过。
　　有一次，我给她看我在写的一篇短篇，里面出现了一只蜻蜓。“那是什么？你虚构的吗？”我开始描述蜻蜓的样子时，她打断我。“没关系。”那不重要；那很无聊。
　　无聊，像奴性一样，是她最喜欢用的词之一。另一个词是模范。还有严肃。“看他们的书，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严肃。”她指的不但是他们书架上的书，而且指书是怎么排列的。那时候——70年代末——她有大约六千册书，也许是她最终拥有的书的三分之一。因为她，我的书也不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是按主题和年份排列。我也想严肃一些。
　　“对女人来说更难，”她承认。那意思是说：要严肃，自己要把自己当回事，也要让别人把她当回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下定决心了。让性别挡她的道？你这辈子也休想！可大多数女人还是比较胆小。大多数女人都害怕坚持自己的权利，害怕看上去太聪明，太有野心，太自信。她们害怕自己不像淑女。她们不想被看成是这样的人：硬心肠，或是冷漠，或是以自我为中心，或是傲慢。她们害怕自己看上去很男性化。第一条规则就是：超越这所有的一切。
　　下面是我喜欢的关于苏珊?桑塔格的故事之一。这事大约发生在60年代初。她刚刚成为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特出版公司#小说的作家，应邀参加她的出版商在上东区家里开的晚会。那时候，斯特劳斯家有个习惯，晚饭后，客人必须分开活动，男人到一个房间去，女人到另一个房间去。苏珊困惑了一会。然后，她有了主意。连提都没跟女主人提，她就大步走进男人的房间去了。几年后，多萝西娅?斯特劳斯欢快地说了这件事。“就那样！苏珊打破了传统。我们晚饭后再也不分开了。”
　　看上去很男性化，对此，她一点也不担心。其他女人不像她那样，不能离开女人的房间加入男人的行列。她对此感到很不耐烦。
　　她总是穿裤子（常常是牛仔裤）和低跟鞋（经常是运动鞋），并且不愿带包。女人总是带包，这让她很不理解。她取笑我，说我走到哪，包就带到哪。女人是从哪来的观点，觉得没有包就会迷路？男人从来不带包，我难道没注意到？为什么女人要给自己增加负担？为什么不像男人一样，穿有大口袋的衣服，可以放钥匙、钱包、香烟？
桑塔格的规则（3）
　　她说：“你和我有个很大的区别。你化妆、打扮，目的是吸引注意力，帮助别人发现你很迷人。可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来让别人注意我的外表。如果有人想看的话，他们可以凑近些看，也许他们会发现我也很迷人。可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帮他们的忙。”我的是典型的女性方式，她的则是大多数男人的方式。
　　她不化妆，但染发。她还用科隆香水。男性用的科隆香水：迪奥男用香水。
　　她很欣赏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作品，但她认为哈德威克也是一个受女性镣铐约束的女人（“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男人的帮助，”哈德威克写道），这件事上，有着南方那种特别尖刻的意味。（另一方#小说面，有一次，我和哈德威克一起谈论女作家，我提到苏珊时，她说：“她不太像女人。”）
　　她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个天才。但是，像我那样把她放在其他文学偶像的地位之上，却会刺得她跳起来，觉得这是毫无经验的做法。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另外，伍尔夫的某些方面——我认为和伍尔夫精神和身体疾病完全有关系的某些方面（换句话说是她的弱点）——让苏珊作呕。伍尔夫书信集第一卷刚刚出版，苏珊说她简直读不下去。让她搁下不读的是写给伍尔夫所爱的老年朋友瓦奥莱特?狄金森的很多亲密信件。那傻乎乎的甜言蜜语和孩子式的呓语，还有伍尔夫把自己表现得像个可爱的小动物那种习惯，全都让她读不下去。她讨厌任何形式的孩子用语，总是吹嘘说，她孩子还小的时候，她从来不跟他说婴儿用语。
　　对那些抱怨月经麻烦的女性，她表示怀疑。她自己的月经来时，她总是很平静。她认为，很多女人一定是夸大了月经的不方便和不舒服。或者，她们是相信关于女性身体比较娇弱、比较容易受伤的老套神话了。在我这里，诊断是很简单的：“你神经衰弱。”她怀疑很多人把身体方面或是精神方面的痛苦夸大了，或者说反应过头了。毫无疑问，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得了癌症并且坚忍地承受了切除手术和化疗的缘故。
　　看到我蜷缩在她儿子的腿上，她冷漠地看着我，那眼神意思是说：我已经看够了。然后，口齿不清地讥笑我：“小女孩和大男人。”
　　她是个女性主义者，但她经常批评她那些同样是女性主义者的姐妹们，批评女性主义的很多言辞太幼稚、太伤感、反知识分子。她反对那些抱怨在艺术领域没有成为典型的人，或是被排除在标准之外的人。她急切地提醒她们，规则（或者艺术，或者天才，或者天赋，或者文学）不是会给应聘者均等机会的老板。
桑塔格的规则（4）
　　作为女性主义者，她发现大多数女性都有欠缺。有个她定期去看望的朋友，一个很出色的男人。她喜欢听他说话。虽然他是个已婚男人，但是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待着。然而，他妻子也在的时候，那场景不可避免地令人失望。苏珊抱怨说，只要他妻子在，这个出色且在知性上能够给人启发的男人就变得有点无趣了。
　　她发现，再聪明的女性的陪伴，常常都不如聪明男性的陪伴来得有趣，为此她很生气。
　　***
　　这么多年来，我遇见或者知道了很多人。他们都说，年轻时候读过桑塔格的作品，然后就想当作家了。这些人的数目大得惊人。虽然我不是这种情况，但她对我思维和写作的影响是很深刻的。认识她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学校了。但是，当学生时，我是个最漫不经心、思想严重开小差的人，我知识方面的缺陷太大了。她虽然没在纽约长大，但比我这个一直住在那儿的纽约人还更像纽约人。在纽约的文化生活方面，没有比她更好的向导了。我把遇见她当成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这没什么奇怪的。到一定时候，我会自己发现像约翰?伯杰、瓦尔特?本杰明、E.M.乔兰和西蒙娜?韦尔这些作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事实摆在那，我一开始是从她那里知道他们的。虽然我很肯定，听到我这没读过，那也不懂，她经常觉得很失望，但她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好意思。别的不说，对出身在一个没多少书、没有学术氛围或者指导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情形，她特别理解。她自己也来自这样的家庭。她说：“大卫一出生便认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和我都没有那种感觉。”
　　她天生就是个导师。你跟她住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就被她指导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实。即使是只见过她一次的人，走的时候很可能都会带走一张阅读书单。她天生好为人师；她想成为一种影响、一个范例和模范。她想提高别人的心智和鉴赏力，告诉人们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的东西，但她#小说坚持说他们非常有必要知道）。但是，如果教育他人是一种义务，那也会有一大堆乐趣。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喜剧《占有欲强的思想者》沉溺于这样的幻想中，认为他喜欢的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幅画，或者每一首乐曲，都只是为他一个人创作出来的，而且只属于他一个人。他的“艺术自私”的观念是，如果别人也欣赏他崇敬的天才的作品并且得到享受，那这样的人是无法容忍的。而她却跟他正好相反。她想让所有人分享她的激情。而如果有人用同样的热情对她喜爱的作品做出回应，这就给了她最大的乐趣。
桑塔格的规则（5）
　　她的某些热情让我困惑不解。我们坐在上西区纽约客经典电影回放影院里（噢，已逝的我年轻时代的殿堂），一起吃着一块特大的巧克力，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她要看凯瑟琳?赫伯恩的两部连放的旧电影。她说，这两部电影她都已经看过不止二十遍了。当然，她对看电影很迷醉（她喜欢的另一个词）——也许是那种从来没看过电视的人才有的方式。（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了：如果一种屏幕宽度不能吸引你，另一种可以。）我们一直去看电影。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戈达尔、布列松、雷奈，这些名字中每一个都在我的脑海里和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跟她在一起，我才第一次知道，#小说在离屏幕近的地方看电影，观众会更激动。因为她，我现在还总是坐在电影院的前排，还是抵制在电视上看电影，从来都不让自己租录像带或是DVD来看。
　　在美国尚健在的作家当中，除了哈德威克，她还崇拜唐纳德?巴塞尔姆、威廉?加斯、伦纳德?迈克尔斯和格雷斯?佩利。但是在她看来，大部分的美国当代小说还不如许多美国当代电影让人有所助益。她认为，最后一部一流的美国小说是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她尊重的一位作家，但并不喜欢）。当然，菲力普?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都是好作家，但他们写的东西，她根本提不起热情来。后来，她发现雷蒙德?卡佛对美国小说的影响也并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她说，这根本不是说她反对式微化。她只是无法对一个“写东西和说话一样”的作家感到兴奋激动。
　　令她兴奋的倒是某些欧洲作家的作品，比如伊塔洛?卡尔维诺、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彼得?汉德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还有像博格斯和朱利欧?科尔塔扎这样的拉美作家创作的作品比她那些没有抱负的美国同行的作品更大胆、更新颖。她喜欢的作品是：其描述像是科幻小说，和乏味的当代美国现实主义决然相反且有很高独创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把各种写作形式和体裁融合在一起了。她认为，这种文学才是小说家应该追求的。她相信，这种文学的影响会一直延续下去。
桑塔格的规则（6）
　　她天生就是个导师……一个讨厌教书的导师。尽可能少教点书，她说。最好都别教书。她说：“我看到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都被教书给毁了。”她说，作家的生活和学术界的生活总是互相冲突的。她喜欢把自己说成是自己给自己剥去外衣的学者。她甚至更骄傲地把自己称为是自己奋斗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导师，她说。虽然她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和文化批评家菲力普?里夫结婚的时候，她一定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小说西。这桩婚姻始于她二十八岁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但七年后，她离开了他，婚姻就此告终。她也有其他老师，这其中就有利奥?斯特劳斯和肯尼斯?伯克。她记得他们都是很出色的老师，对他们称赞有加。但是，不管这些人怎么启发了她，她自己都不想当个好老师。
　　像很多作家一样，她把教书等同于失败。还有，她从来就不想受雇于任何人。教书最糟糕的是，这是份工作，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而对她来说，做任何工作都是很丢脸的。另一方面，她还发现从图书馆借书而不是自己买也是很丢脸的。不打车却去坐公共交通也是非常非常丢脸的。女主角主义？她似乎认为，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会像她一样能够理解，会有同样的感觉。
　　她生活中有这么一个部分——她所从事的教学工作，不论是我认识她之前还是之后——我发现她从不谈及，这很奇怪。学生时候的事，她谈了很多。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用如此敬重的口吻谈到自己的学生时代。谈起那个时代的事，她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情，让我觉得，那一定是她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候了。她说，芝加哥大学造就了她；她虽然没有在那里学会怎么写作，但是学会了细读和如何带着批评的眼光去思考。她还保留着那时候的课堂笔记。
　　现在，我意识到，她不喜欢教书，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太爱当学生。她一辈子都保留着学生的习惯和气质。她还总是很年轻，除了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年轻。和她亲近的人经常把她比做孩子（她无法独处；她丝毫未减的好奇心；她四十多岁得癌症时还没有健康保险，而在那些日子里，健康保险是消费得起的）。大卫和我开玩笑说，她是我们可怕的婴儿。（有一次，因为苦于要完成一篇文章，她认为我们对她的支持不够，很生气，说：“如果你们不为我做，至少得为西方文化做。”）长期以来，她在我心里的形象和学生形象极为吻合，一种很狂热的形象：整晚熬夜、周围堆着书和文章、超速驾驶、一支接一支抽烟、阅读、做笔记、用打字机打字、奋发努力、勇于竞争。她要写出A+的文章。她要拿班上的第一名。
桑塔格的规则（7）
　　连她的公寓——完全是反中产阶级式的，抱歉得很，一点也不安逸——这也令人想起学生生活。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数量不断增加的书籍，但它们大多是平装本的，书架则是便宜的松木板的。家具很少，也没有窗帘和地毯，厨房用具也很少。那里从不做饭，除非有什么客人来做。也没有娱乐，甚至在过节时也没有。如果有客人，他或她会被招待喝杯咖啡饮料（从来没有酒类），或者他们也可能受邀和我们一起吃冷冻食品做的晚餐或是一碗罐头类的汤。第一次造访的人显然都会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年作家居然过着像研究生一样的生活，这让他们感到很吃惊。（一切都变了。她五十多岁时会说：“我发现我即使没有比我所认识的每个人更努力，至少也一直像他们一样努力地工作着，但赚的钱却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少。”于是，她改变了那部分生活。但我现在说的是过去——在拥有切尔西街的复式大房子以前，在有大书房、善本书、艺术收藏、设计师设计的服装、郊区住宅、个人助理、管家和私人厨师之前。我和她那时候的年纪差不多的时候，有一天我遇到她，她对我直摇头，说：“你打算做些什么呢？一辈子都像个研究生那么过日子？”）
　　每当有大学给她教职而她又知道推不掉时，她便感到痛苦万分。她经常是推掉，哪怕她需要钱也一样，然后就祝贺自己推掉了这份差事。那些靠写作比她生活得更#小说好的人，居然还会觊觎终身教职，她感到很讶异。很多作家经常抱怨，教学把他们搞得很惨，因为教书影响了写作。为此，她感到很气愤。一般来说，她瞧不起那些没有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人。她相信，除非很穷，否则，大多数人要谋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对她来说，把生活保障凌驾于自由之上，这是很可悲的选择。这很奴性。
　　她认为，至少在我们这个文化里，人们比他们认为的更加自由，他们也比他们似乎乐意承认的有更大的选择权。她还认为，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如果不是全部，大多都在你自己的掌控之中。她总是追着我去掌控。不要让别人欺负你，她这么威逼我。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喜欢的故事。
桑塔格的规则（8）
　　她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可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更像你，而不像现在的我自己。这一点我可以证明！”那天，正好剧作家玛利亚?艾琳?福恩斯要来访。大约二十多年前，福恩斯和苏珊曾经是情人。那时苏珊和丈夫离了婚，搬到了纽约。福恩斯到达后，苏珊给我们做了介绍，马上说：“告诉西格里德，你遇到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的。说吧，说吧！”
　　“她是个白痴，”福恩斯说。
　　苏珊大笑，笑完之后，她对我说：“我要说明的是，你也还有希望。”
　　***
　　最近，我看到贾维尔?玛利亚斯说，一个作家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太把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当回事。我认为我是理解其意的。我想，我甚至同意他的说法。我想，如果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认为的话，我的生活就会快乐得多。我甚至可能成为更出色的作家。然而，在早年有个对#小说作家这一职业持一种崇敬、不挖苦态度的人作为榜样，我还是持感激之情的。（“你必须把它视为生活方式。决不能把它视为职业。”）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活中，文学似乎是一种宗教信仰，而她是这种信仰的一个牧师。苏珊让我想起了托马斯?卡莱尔这个过时的被夸大的人物：这个英雄式的作家。不可能有更高贵的追求、更伟大的历险、更有回报的探索。她和伍尔夫一样，崇拜书籍，认为永恒的阅读就是天堂。
　　她说：“有些作家扬言，你要不是严肃作家，要不是如饥似渴的读者，两者不可兼得。对这样的作家，你可以不予理睬。”（我记得，V.S.奈保尔和诺曼?梅勒就是这样的两位作家。）毕竟，重要的是思想活力，要完全拥有那种活力，阅读是必须的。一天读一本书，这目标并不高（虽然这是我自己无法完成的）。因为她，我开始快速阅读。
　　因为她，我开始在我获得的每一本新书上写上我的名字。我开始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各类文章，把它们归类放进各种各样的书籍里。像她一样，我读书时总是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为了画线。（绝不能用钢笔。）
桑塔格的规则（9）
　　在学校的时候，我跟伊丽莎白#小说?哈德威克学习过。虽然她有的时候也在鼓励我们，可我总是从她那里得到这样的感觉：假如我全身心投入作家的生活，那我得到的不幸福感会比成就感更多。后来几年中，每次我跟她说话，我注意到，她几乎总是先问我的爱情生活，然后才是我的写作（“你和那个不错的年轻人还在好吗？”）。她过去常常对她巴纳德的学生说，当作家，你得对生活实实在在感到厌倦才行。我有点不相信她认为男人也是这样的。
　　和苏珊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得到了允许，要把毕生都投入到这两种方式中去——阅读和写作——而要证明这是对的，经常又是很难的。很显然，不管这有多么困难、多么令人沮丧、多么令人望而生畏——而且，不管写一本书可能像是多长时间的惩罚——她也不会选择别的路；她不会想要别的生活，她只要目前所拥有的生活。
　　“你得注意每一个逗号。”“作家的标准越高越好。”“一点也不用担心你会太执着。我喜欢执着的人。执着的人会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一整架的书，为的是写篇二十页的文章；花好几个月时间写作、修改，在那二十页文章写完时已经用完一整令的打字纸——对严肃作家来说，这当然很正常。满意？“我经常认为，我写的所有东西都很糟糕，”她说。当然，你写作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很好。你写作不是为了自己快乐（不像读书），或者为了宣泄情绪，或者表达自己，或者为了取悦某些读者。你是为文学而写作，她说。从来没有为你写的东西感到满意，这一点错都没有。
　　“你得问自己的问题是，你写的东西是不是必要的。”我可不知道这一点。必要？我认为，那正是作家的障碍所在。
　　因为她，我拒绝由打字机写作换成电脑写作。（“你要放慢速度，而不是加快速度。会让写作变容易的东西，你是最不能要的。”）
　　她自己也认为，在工作习惯上，她自己带了个可怕的头。她没有自制力，她说。她无法让自己每天都写。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在写作之余热切地做其他很多事情，她却并不缺少自制力。她想到处旅游，每天晚上都出去——我觉得，她死的时候，别人关于她说的最合适的话，当数哈德威克说的：“最终，最让人动情的就是，想到她竟然损失了那么多个晚上的‘演出’、跳舞的音乐会、歌剧和电影。”
　　林肯中心。我想，我的余生中，听到管弦乐队调音，或者看到歌剧院屋顶垂下的枝形吊灯，我是绝对会想起她来的。
桑塔格的规则（10）
　　为了让自己工作，她得腾出大块时间，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她会加快速度，昼夜连轴转，从不离开家门，很少离开书桌。我们听着她打字的声音入睡，又听着她打字的声音醒来。这可以延续好几个星期。她经常说，她希望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工作，而不是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但她相信，只有这么拼命干很多小时，思想才会真正开始开窍，想出最好的主意。
　　她说，对于评论，不管好的坏的，作家都绝不能在意。“事实上，你会明白，好的评论甚至经常会比不好的评论让你感觉更糟糕。”再说，她说，人们都是绵羊。如果一个人说什么东西是好的，第二个人也会说它是好的，以此类推。“如果我说什#小说么是好的，大家都会跟着说是好的。”
　　她说：“别害怕借鉴。我总是在借鉴其他作家。”她还可以指出不少借鉴她的作家来。她说：“小心被当成少数族裔作家。要抵制把自己看作女作家的压力。”还有：“要抵制把自己当作牺牲品的诱惑。”
　　她天生就是个导师，但是，作为母亲，她并不称职。虽然她总是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生更多的孩子。可我觉得，要想象出她喂养、照顾一个婴儿或是小小孩的样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象她挖沟、跳霹雳舞或是给奶牛挤奶，倒是更容易一些。事实上，她对我说，她从来不想让她的儿子把她看成是妈妈。“我宁愿他把我看成——噢，我也不知道，看成是他愚笨的大姐姐。”从怀孕到生孩子的那一天，她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我不知道本来是应该去看医生的。”求知欲没完没了；至少一天看一本书——可没有一本是关于孕期或是照料孩子的，她说。她正好和米歇尔?奥巴马这样的女人相反：她最后的角色才是个母亲。
　　她喜欢告诉别人这么一个故事，一群年轻妈妈走向她，关心她当妈妈的事，暗示说，她需要指导。这并不是说她们都是好管闲事的人，她说。她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思想还未解放的女性。一个正派女人、妻子和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传统观念束缚了她们。我问她，她们是否让她感到内疚。她用强调的语气回答说不。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这样当妈妈感到内疚过。“一点也没有。”
　　先是我搬走了，接着大卫和我就分手了。不久以后，大卫搬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住。接下来的几年，她经常情绪低落，我和她的联系比跟大卫的还多，但从来没有多大的效果。她总是抱怨太孤单，感到自己被拒绝了，被抛弃了。有时她还会哭。她头脑里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她这辈子做的任何事情，首先是为了赢得大卫的爱和尊重。就好像他是父亲而她才是孩子一样。
桑塔格的规则（11）
　　还在哥伦比亚的时候，我选修了一门爱德华?赛伊德的现代英国文学。每次我提到他，苏珊都会取笑我：“听起来好像你在热恋一样。”（虽然那时候苏珊和赛伊德很可能已经见过面了，但两人还没有成为朋友。）这还有点像实话。很多学生都会被才华横溢、年轻英俊的赛伊德教授所迷倒。
　　接着，不知怎的——我不记得其中的细节了，只记得我和这些细节都没有关系——赛伊德教授要来访了！
　　我从来没有弄明白，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我们四个人都在客厅里，那里只有一把舒适的椅子。我记得赛伊德坐在那把椅子上，大衣也没脱。他还带了把雨伞。他把伞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那段时间，他一直弯腰把雨伞拿起来，接着又马上把它放回地板上。
　　我记得，我什么都没说，大卫也是什么都没说。虽然苏珊在尽力调动赛伊德的兴趣，但他说得也不多。他穿着大衣坐在那里，不安地把玩着雨伞，话却不多。而真正说话时，说得也很含糊。他坐在唯一的一把舒服的椅子上，也是家里唯一的一把，看上去很不舒服，似乎如坐针毡，不停地拿起雨伞，又放下。苏珊不论说什么，他都点头，但显然心不在焉，没有真正注意听。至于谈的是什么，我只记得是谁还在哥伦比亚教书，谁又已经离开了。多年以前，苏珊也曾经在那里教过书。这次来访，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很难受，而他离开时，大家都松了口气。
　　他走以后，苏珊来找我。“你没事吧？”我耸了耸肩。“你瞧，”她说。“我一点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你是知道你自己的感觉的。我很抱歉。”她在说些什么呢？“你崇拜某个人，然后你就看到了他们不讨人喜欢的一面。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知道这很痛苦。”
　　我们一起坐了会儿，边抽烟边聊天。#小说不知有多少个小时我们是像这样边抽烟边聊天度过的。对我来说，这是无法理解的：我所知道的最忙碌、最多产的人，不管怎么说，居然还总是有时间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她说。“你得有心理准备。”这种事她见得多了，她说。从她开始见作家和艺术家开始，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我曾经为见这些人——我的英雄，我的偶像——而欣喜若狂！”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被背叛。她是如此大失所望，最终就会后悔见了他们，因为现在她就无法崇拜他们或者他们的作品了，至少不会以过去那种很纯真的方式崇拜他们了。
桑塔格的规则（12）
　　巴尔扎克的《幻灭》是她最喜欢的书之一，她坚持我必须马上读一读。
　　《东京物语》是她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我争取每年看一遍。”（那个年代，如果你住在曼哈顿，这是做得到的。）
　　我不喜欢这部影片，她感到很震惊。（很不好意思，第一次看，我发现小津安二郎的名作节奏太慢了。）
　　“可你没看出来吗？那部分怎么样，就是那母亲的葬礼之后那部分。”——她背诵了一段小女儿和女婿之间的对话——“噢，我的上帝！”她把手放在喉咙上。“那没让你掉眼泪吗？”
　　在她眼里，我一定是个白痴。为了保护她，我想要撒谎。可她#小说接着摆了摆手，说：“噢，那只是因为你太年轻了。再过几年，你再看，你就会明白了。”很自信。
　　实际上，不用几年。我也不必再看那电影了。
　　杏子：生活不是很令人失望吗？
　　纪子：是的，确实如此。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1）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
　　作家影响散记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在我的写作生活中，我一直感到很寂寞。和我几乎所有的作家朋友，特别是我的诗人朋友不一样的是，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导师”——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我可以把正在写着的作品拿给他看。更亲密或者“更深厚”的关系，那就更别提了。
　　即使在我多年的婚姻生活中——这婚姻随着我丈夫雷蒙德?史密斯的猝死而于2008年2月终止——除了我的婚姻生活，我的写作占据了我生活的另一个空间。我身边的人读我的作品——我的小说——时，我会感到很不安，就好像我打扰了他们对我的感觉似的，而我是不希望去侵犯这种感觉的。我认为，艺术家的生活可以和“艺术”生活分开——艺术家在生活不必在意的瓦砾中找到他们“艺术”的源泉。如果其他人也看到，或者说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看到这一点时，谁都不会感到舒服的。
　　由于我的丈夫是个编辑和出版商，他都要被那些要发表在《安大略评论》或者《安大略评论新闻》上面的文章淹没了，他要阅读、核定、加评注，还要编辑。我不太愿意用自己更像是作家干的活占据他的时间。我确实叫他读过我自己为《纽约书评》这样的杂志写的非小说文章和评论——无论如何，作为那杂志的热心读者，文章发表时他也会看的。
　　他很少看我的小说。“还在写”的不看，出版以后的也不看。
　　也许，这是个错误。我愿意承认，我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然而：我可能过的另外一种更上等的生活又可能是什么呢？有这种柏拉图式的幻想吗？
　　我的写作生活中没有重要的导师，也没有“恶魔”——但我有过，现在#小说也还有，迷人的作家朋友。很可能这些作家朋友影响我的方式太微妙，太松散，我只能用轶事的方式来考察一番。
　　对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去世的那一天——1977年7月2日——深深印入我记忆中。因为，第二天，唐纳德?巴塞尔姆很随意地对我说：“高兴吗？纳博科夫昨天死了，我们全都上了一个档次。”他的上嘴唇恶作剧地翘了翘，非巴塞尔姆式的文章会把这描写成：金丝边眼镜后边，石头色的眼睛现出欣喜的神情。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2）
　　（对此，我是怎么回答的呢？很可能是带着一种吃惊或是尴尬的微笑，还有点不同意的神情，嘟哝着说：“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对吧？”）
　　哦，不是！唐只是在开玩笑。
　　哦，是的。开的是玩笑，却又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在纽约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十一街西113号，离唐纳德家只有几个街区远。我们和唐纳德的妻子玛丽安在他家里喝过东西后，在这里吃已经迟吃的午饭——玛丽安是唐的第二任妻子，年轻，金发，迷人，似乎小心翼翼地爱着这个复杂、难伺候且难理解的男人。唐纳德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更自然、更有风度。和我在一起，他说话爱开玩笑，有点爱数落人，还伴以冷嘲热讽。就好像唐不知道把我看成什么人——至少，当#小说面是这样。关于文学的“道德”／“不道德”的特性，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持有不同意见，或者说，也许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分歧。我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唐纳德则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我们就这样公开结下了一场“文学世仇”。这以后，我们有了友好的／滑稽的通信来往。（第二年，约翰?加德纳出版了他广受争议的辩论性著作《论道德小说》，一些季刊对之叫好，另外的则对之予以谴责。）为了作家之间的论战，“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站到了认真讲道德这一边，而“唐纳德?巴塞尔姆”则站到了对道德玩世不恭的另一边。在《纽约时报》的一次访谈中，受达达派启发的巴塞尔姆曾说过：“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现在回想起来，那很有道理。可是，那时候正是在任何文学问题都会在任何文学报刊引起公愤的高峰时期，我觉得这话是靠不住的，或者说，不管怎么样，是处于即使不会被攻击或者否定，也可能会被质疑的脆弱地位。后来，唐纳德发表文章“攻击”我，就如有人已经预见到的那样。不知怎么回事，结果是我们开始给对方写信。我是经常去纽约的。不久以后，我们约定在我去纽约时见面。这样，唐纳德?巴塞尔姆和我成了“友好的熟人”。不算朋友——因为我们很少因为友情见面，但我们确实见面了。于是，唐和我丈夫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显然自在得多。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3）
　　也许唐把我当成“友好的对手”——他可能把所有的作家，特别是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当成了“对手”——就是斯坦利?埃尔金、约翰?加德纳、诺曼?梅勒和很多（男性）作家那种男子汉好斗的方式。我们在一些公开的比赛中是“竞争对手”，这一点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所以，我总是发现自己有点尴尬地／或者说表示和解地嘟哝着某些话，经常是像“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对吧？”这一类的话，希望能够改变话题。
　　和像唐纳德?巴塞尔姆这样有主见的人在一起，你#小说很难轻易改换话题。只要唐希望谈论那个话题，你会带着解剖者那茫然无措的神情，一直停留在唐的话题上。由于唐的散文小说都是从滑稽离奇渐渐变成梦魇，从漫画进入超现实的层面，唐在这种准社会场合的个性，很可能是玩世不恭的暴徒的个性，很倔强地把自己定义为局外人、边缘人、市场上的“输家”,和其他书卖得更好，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和我的丈夫一被迎进巴塞尔姆那褐色石头造的房子——我一对他的新小说集《业余爱好者》那些我认为是非常肯定的评价表示祝贺，对它成为畅销书表示祝贺——他就带着嘲讽的微笑纠正我，告诉我《业余爱好者》不是畅销书，说他的书中没有一本是畅销书；他书的销量“根本”不如我的；如果我对此表示怀疑的话，我们可以打个赌——赌一百美元——然后去查查事实。我很快就败退了，婉言拒绝了打赌——毫无疑问，我想用我通常那种尴尬／和解的方式，希望能改换话题。
　　可是，唐还不想改换话题。让每个人——雷、我、他的妻子——都感到尴尬的是，唐马上拿起电话，拨了号码，把听筒递给我，要求我和他的编辑说话——他给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特出版社的罗杰?斯特劳斯打了电话——问他唐纳德?巴塞尔姆实际上是否出过畅销书。于是，为了和这个玩笑达成一致，我问了罗杰?斯特劳斯，唐是否出过畅销书。对我来说，这有点没有必要。我那时还不认识罗杰?斯特劳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几乎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他告诉我说没有，唐没有出过畅销书。
　　我带着哀怨问道：“他没有？从来没有？我以为……”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4）
　　好几年以后，我才见到电话里另一端的那个人。他就是传奇人物罗杰?斯特劳斯，属于纽约最出色的出版商之一。罗杰冷淡地说：“没有。他从来没有。请把电话给唐，我要和他说话。”
　　当然，很难说唐纳德?巴塞尔姆是我的“导师”——我很清楚，他很少读我的作品，很可能一本都没读过，只读过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像《欧?亨利奖得奖短篇小说》，或者像《哈泼斯》和《大西洋月刊》这些杂志。那上面有我们俩的小说。（我的小说发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发表在《纽约客》上，但不是很经常。在这杂志上，巴塞尔姆极端“试验性”的短篇小说已经成了定期发表的东西，和对手约翰?厄普代克精心创作的“传统”短篇小说分庭抗礼。如果唐现在还活着，看到乔治?桑德斯已经以他熟练的、精心策划的、受巴塞尔姆启发的美国哥特式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霸占了他在《纽约客》的版面，他将会多么沮丧呀……）至少在我面前，就像那很不舒服的七月里炎热的那天，我们在维利奇吃午饭的时候一样，唐纳德确立了自己某种烈士的地位——才华横溢、打破旧习的试验派作家，同时又是我们中间最坚强的作家，这似乎是很重要的。他的书销量本该很好，卖#小说得却不尽人意。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社会交往，是严格以巴塞尔姆的条件来进行的。
　　我写这篇文章时是2008年12月。如果唐还活着——他是1989年因癌症去世的——他就有七十六岁了。巴塞尔姆的锋芒很可能到这时候已经减退了。很可能连纳博科夫都不会被当成对手，而只是同仁、兄弟或者朋友了。
　　朋友。谈到我来自西部的老乡——也成了纽约人的约翰?加德纳，我便用更友好、更放松、更友善的措词。他在他的文学杂志《MSS》上发表了我一篇早期写的题为《希尔太太之死》的短篇小说。他还把我当成像他一样的“主要美国作家”之一，这使我有点不好意思。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说约翰?加德纳就是我的“导师”。约翰是唯一会很严肃认真地读我的作品的作家朋友，我既对此感到受宠若惊，又感到忐忑不安。有时候，约翰似乎很把我的书当回事，几乎就像对他自己的书一样。他的榜样似乎是上了年纪的、善于说教，还有点令人生厌的托尔斯泰意味：艺术必须是道德的。另一个榜样可能是热忱的改革家马丁?路德。因此，约翰把责备、评论、批评我当作自己的责任——他特别批评了我的“悲观主义”——我“悲观的生活观”。把我列入他称之为“道德小说”的堂吉诃德式的写伟业的作家行列，正是约翰的希望——参见传道式的《论道德小说》（1978）。比如，我的下一部小说应该是约翰年轻的女儿可以读的，而后会留下“生活是值得的”这种感觉的书——约翰这么争辩着。他很严肃地坚持他的观点，把几乎没动过的食物盘推到一边（还滴着血的、厚厚的牛里脊肉），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苏格兰威士忌。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5）
　　对这个问题，还有约翰?加德纳的其他告诫，我是怎么回答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
　　虽然约翰承认很欣赏我的小说《人间乐园》、《奢侈的人们》、《他们》、《奇境》——虽然他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头版就我的后现代哥特式小说《金发女郎》发表了一篇深思熟虑、宽宏大量的长篇评论，而且总是在聚会的场合公开称赞我，而同样在这些场合他会淘气地／恶意地谴责我们的很多同僚——约翰似乎总是对我感到很失望。我就像是个卫星，在设法逃避一颗强有力的行星的万有引力——这就是以人间#小说的约翰?加德纳体现出来的美国的托尔斯泰。
　　长期以来，我对詹姆斯?乔伊斯戏谑式实验方法的偏好不亚于对D.H.劳伦斯那决不妥协的悲剧性人文主义的偏好，也不亚于对弗朗兹?卡夫卡荒诞的超现实主义的偏好。因此，我不太可能会被我来自巴达维亚这西部地区后定居纽约的老乡所影响。我不可能由别人来告诉我该做什么，更不用说为什么必须这么做了。我也不理解约翰攻击那些稍稍比他年长一些的后现代同辈人的那股热情。他们中有一些是，或者说曾经是，他的朋友——约翰?巴斯、罗伯特?库弗、斯坦利?埃尔金；我从来就不理解一些竞争对手的尖刻，他们伤害约翰比伤害别人还更厉害。在约翰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这些本该成为朋友或是支持者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
　　另一方面，我也不十分理解救世主式的人物——威吓人的托尔斯泰，正派的马丁?路德。我从来就不理解为什么像约翰?加德纳这样独特的人会这么想影响别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在喧闹的晚上，约翰喝醉后东倒西歪地、很雄辩地说着冗长的独白，或是和某个敢于向他挑战的人争辩。这时候，我就会想起亨利?大卫?梭罗平静且很理性的话：我从来没发现比孤独更友善的伙伴。为什么会有这种欲望，你认为他们必须那样思维，就命令他们那样去思维呢？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徒劳无益的，也是愚蠢透顶的。
　　多年来试图让别人改变自己的观点、说教、中伤别的作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约翰的集体对抗。这他可能也预料到了。约翰招致的负面声名也是他情绪低落的原因之一，对此我毫不怀疑。这最终导致他酗酒，还有喝着酒骑车——不顾一切地骑摩托车，最终让他丧了命。事故发生在1982年，在宾厄姆顿外的纽约北部地区一条砂石乡间道路上。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6）
　　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两次离异，正要跟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作家结婚。她曾经是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学生。
　　我还记得刚听说约翰去世时的情形。我应邀去普林斯顿公共图书馆朗读作品，主持活动的图书管理员告诉了我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约翰?加德纳死了。”我一点也没认为这个“约翰?加德纳”可能是另外一个约翰?加德纳，一个写流行神秘小说的作家。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个约翰?加德纳就是我来自西部的现居纽约的朋友。而且我知道，或者说似乎知道，约翰的死（四十九岁）被证明既是事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约翰?加德纳喝酒没有那么厉害，如果他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尤金?奥尼尔笔下那些注定要毁灭的人物那样忍不住就要喝酒的话，假如他没有在酒精的作用下疯狂地夸大自己的形象——看到自己的命运之神渐渐变大，写下了“伟大的美国小说”，“改变了”他那个时代的“意识”的话，他现在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呢？我最深刻的记忆是约翰拥抱我，紧紧地拥抱我的情形。这是约翰习惯性的见面礼，也是约翰习惯性的告别礼。我记得，约翰带着威士忌酒味吻我的面颊——斑白的头发凌乱地垂挂在有点厚实的宽肩膀上，打着手势的手脏兮兮的，像是无指手套似的。我记得他眼里的亮光，还有他闷烧着的烟斗发出的刺鼻味道。“乔伊斯，你知道，我们和劳伦斯一样出色——也许比他还出色，对不？劳伦斯、乔伊斯、福克纳——我们和他们平起平坐，或者说将来会和他们平起平坐。你知道这一点，对吗？加油！”
　　早期的影响。人们常说，对我们关系重大的唯一影响来自我们早期的生活，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在我很可能没有读完整本或是整本都读过的几千本——上万本？——书中，肯定有很多对我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某些真正的影响。只有几本隐#小说约有过某种超自然的影响，就像在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一样：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埃德加?爱伦?坡的《金甲虫和其他故事》——我孩提时代的伟大书籍。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7）
　　另外，刚进入青春期时，每个星期六，我母亲开车去城里买食品杂货，我则到洛克波特公共图书馆去借书，像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我们的时代》、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书名——我一生中某个年代的伟大书籍。在那个年代，我的“文学”自我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当然，当学生的时候，不论是在纽约州威廉斯维尔的威廉斯维尔中学，还是我1960年从那里毕业的锡拉丘兹大学，我都有过有影响的老师——不断有很能鼓舞人、很能启发人且很有洞察力的老师。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在布法罗北部的尼亚加拉县的乡间上过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我在其他地方写过这所学校——非常有限的“教育履历”，这为我们大家出于怀旧目的寻找素材提供了很有用的记忆，但人们不可能会理性地去吹嘘这种履历，更不会是很理想的或者“很有影响”的履历了。（我#小说对我们亚马逊流域的老师迪茨夫人的记忆接近福克纳对那个黑人管家迪尔西的简洁的赞美之词：他们忍受着。她面对的是一群六英尺高的农场男孩的反叛和莽撞。他们根本不喜欢书本学习，甚至连安静地坐着，一次也只能坐几分钟。）
　　如果有个“导师”引导我走向创作生活——或者至少鼓励过我——他不会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也不是我后来的大学同僚，而是我的奶奶布兰其?伍德赛德。（欧茨是我奶奶第一任丈夫的姓。）我们并不富庶的农场房屋位于纽约州的米勒斯波特，在伊利县北部边缘，离伊利巴奇运河很近。那里根本没有书——连本《圣经》都没有。（直到我长大了些，我才意识到这有多奇怪。在我成长过程的早期，家里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奠定家里普遍存在的世俗怀疑主义基调的，有一个是我的外公。他是个匈牙利移民，在托纳万达一家钢厂工作，同时又在米勒斯波特的家里当“乡村铁匠”。还有一个是我父亲弗雷德?欧茨。1917年或者大约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卡尔顿?欧茨抛弃了他和他妈妈。他不得不辍学去帮忙养活他妈妈。我读初中时，我外公突然过早离世，这以后，我的父母亲才终于皈依了天主教。）圣诞节和我生日的时候，我奶奶除了送给我她给我缝制或者编织的衣服外，还会送给我书。年复一年，总是如此。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奶奶看到我喜欢在便笺簿上一页一页地写字、画画，受此启发，她送了我一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给我当生日礼物，让我父母和我都目瞪口呆！——我奶奶没什么钱，而且，在像我们家一样的乡下家庭里，打字机是几乎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考虑到这些因素，这确实是个令人吃惊的礼物。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8）
　　我奶奶给我的大多数儿童故事书和年轻人看的小说都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淡忘了，就像那些节日本身一样。《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这两本书，即使不说是我一生中最独特、最非凡的书，但至少是我孩提时代最独特、最非凡的书。那是我八岁时我奶奶给我的。整页整页的插图是由约翰?坦尼尔画的，书是特大的那种，封面是透明塑料的，这对我易受感染的孩提时代的想象力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一种延续了好几年的带催眠性质的魔力。
　　这就是我想象力的跳板！这就是朦胧中我的“故事书”可能的模型。
　　当然，我那时还太小，不会有如此崇高的想法。太小太小了，连书脊上印着的名字——刘易斯?卡罗尔——是作者的名字都不明白，更不用说这是作者的“笔名”了。（等我知道《爱丽丝》这些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查尔斯?道奇森的牛津大学的数学家时，又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还知道，他是个古怪的单身汉，喜欢给他牛津大学的同事的小女孩讲些捕风捉影的故事，还提示或者诱引她们摆出各种姿势，然后为她们拍照。这使人想起了后来不那么纯真的年代里亨伯特?亨伯特的那些早熟女孩。）我对这礼物的着迷是从这本书本身既是实物又很美观开始的，这跟我们家其他东西都不一样：两本《爱丽丝》的书出版的都是单行本，插图少儿图书，由格罗塞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出版（1946年）。约翰?#小说坦尼尔引人注目的插图马上进入了我的想象，想象跨越了书的封面——封底和封面——变幻不定的一群人梦幻般地集中在一起，就像希罗尼穆斯?博斯创作的较没有恶意的风景画一样。（我还有这本书。这是我图书室里最珍贵的藏书之一。发现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似乎那么大本的书其实只比普通的书大一点点而已，真是令人吃惊。）
　　《爱丽丝》和她那怪诞的奇遇，对一个住在纽约州北部地区乡间的年仅八岁的小女孩的感染力是显而易见的。故事的女主人公年纪和小女孩读者自己的年龄相仿，却能以令人佩服的镇静、常识和勇气面对那些非同寻常的奇遇。一开始，小女孩读者很可能是被这一点打动的。（我们知道，爱丽丝不会超过八岁，因为憨蛋先生曾经诡秘地对她说过，她可能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消失”——意思是爱丽丝七岁时就可能已经死了。）像很多孩子一样，爱丽丝会自言自语——但不是像大多数孩子那么傻傻地乱说。“好啦，像那么哭是没有用的！”爱丽丝严厉地对自己说。
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9）
　　“我建议你这一刻就消失！”（显然，爱丽丝在学大人训斥的话——她已经把大人的坚忍记在心上了。）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惊慌或是恐惧，爱丽丝却惊叹：“越来越神奇啦！”——就好像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要解的谜，或是像槌球、扑克或是象棋这样的游戏，而这个世界的图形一直在变化，且满是死亡威胁，甚至常常满是同类相食的现象。（爱丽丝发现，那镜中的世界是象棋游戏的继续。她和镜子里的居民对峙时，只要她前进而不后退，她就会成为爱丽丝王后——虽然被两个上了年纪且打着呼噜的王后束缚在中间并不很舒服。）《爱丽丝》这两本书是警句格言组成的金矿：“谁会在#小说乎你？你不过是副扑克牌！”爱丽丝无所畏惧地叫喊着，消解了恶毒大人的权威。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那折磨人的结尾，她当面对证文明中心“同类相食”这一禁忌的事实：
　　［布丁］太大了，［爱丽丝］不禁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像她和羊肉在一起的时候一样；然而，她还是很努力地战胜了害羞心理，切了一块，递给红王后。
　　“太无礼了！”布丁说。“如果我把你切下一块来，不知道你怎么会喜欢它。你这小东西！”
　　它是用一种嘶哑、含糊的声音说的，爱丽丝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它，倒抽了一口冷气。
　　白王后两手抓着爱丽丝的头发尖叫着：“自己小心！……要出事了！……”这时候，晚宴变成了梦魇。
　　一刻也没浪费。已经有几个客人躺在盘子里，长柄汤匙从桌子上朝爱丽丝的头发走来……“我再也受不了啦！”她边叫着边跳了起来，双手抓住桌布：只一拉，盘子、碟子、客人和蜡烛全都摔到地上，成了一堆碎片。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都是非常精彩的想象，一步步成了梦魇——只有爱丽丝的鲁莽和敏捷的思维才打败了它们。这个小女孩读者应该像爱丽丝一样，从她能够驱除大人的虚荣心和残忍这种可能性中得到安慰；她可能年纪很小，个子很小，但如果知道怎么做的话，她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两个爱丽丝梦魇都以爱丽丝醒来而告终——回到有小猫、茶具的舒适的家里来，看不到一个大人。
　　其实，我认为我还是个儿童式的自我，就像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的一个美国表姐妹：我最深层、最想望且最有希望（很天真）的自我。我想我还在等着被“影响”——被一个慈爱的导师，或者甚至是个恶魔影响。被某个人影响。
　　谁呢？
诱惑者（1）
　　诱惑者
　　丽莉?塔克
　　1988年，我戒了烟。同年，我开始跟着戈登?利什学习。戈登身材修长，英俊潇洒，头发斑白，更像是故去的史蒂夫?麦奎因，只是史蒂夫?麦奎因没活那么大年纪。戈登喜欢潢色的卡其布。他的穿戴是牛仔装束——帽子——猎装——膝部加增了衬垫的帆布裤子。他不带公文包，拿的是塞满了书和纸张的LL比恩
　　①
　　粗呢袋。他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还有很多短篇。目前，他是阿尔弗雷德?A.诺普夫出版公司的编辑，还是文学杂志《季刊》的编辑。他曾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而且他的写作班已经成了一种传奇。我第一次打电话咨询写作班的情况时，戈登告诉我#小说：“不行，不行。”班级人数已经满了，可接着，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失望，动了恻隐之心。为了我，他说，可以破例一次。我们总共有二十二人——十七个女生，五个男生，年龄和种族各异——在修他的创作课。（有一个学生远从新墨西哥来，有一个来自克利夫兰，还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特区。有几个则每次从新泽西、康涅狄格以及从郊区过来。然而，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纽约的。）我们每周上一次课，共十二周，从六点上到子夜时分。我们在上东区一个学生公寓会面。课的费用是两千四百美元。
　　I
　　I2月25日
　　“写作，”戈登开始说道，“是一种行为方式。我们必须学会表现得自命不凡。”
　　戈登交叉着双腿，坐在直靠背的椅子上，在窄小、狭长的起居室尽头。他的夹克、帽子和粗呢袋就堆在他身边的地板上。我们二十二个人全都围在他身边。因为沙发和椅子不够全部人坐，我们有些人只好坐在地板上。头一次课开始之前，戈登已经给我们寄了张字条，警告我们说，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课中不能吃东西、喝东西，也没有下课时间（要离开，唯一可以接受的借口便是上厕所）。我默默地坐在那，担心自己会引起他的注意。我避开他的目光，不敢正视他。从我坐着的地方，我观察起他的鞋子来——老式绑带的棕色靴子，擦得很亮，看上去像是定做的，就像德尼斯?芬奇?哈顿在非洲绕着卡伦?布利森农场骑马时可能穿的那种。
诱惑者（2）
　　令我伤心和尴尬的一个事实是，在报名参加戈登的写作班以前，我已经花了十年时间写了一部小说，又重写了一次，再重写一次。我也写短篇，写了几十篇。我的家人和朋友读了我的小说和短篇小说，而且读过不止一次。大家都给我提建议，多少起了点鼓励作用。但是无济于事。我的作品还是不能发表。我固执、骄傲地拒绝放弃，可如果有人碰巧问我在做什么时，我就回答说：“我打字。”
　　“作家必须要有权威。创造权威的效果，可以有很多方法，但没有比坚定信念更关键的了，”戈登说。“你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但你没有选择。权威不但包括你说的话，而且被你的话所钳制。你不必证明什么，只要有权威去说就行了。绝不解释，绝不抱怨。你有说话的权利。你必须说话。好作品是篇逻辑论文，是有逻辑地表达出来的。”
　　“得发现自己的声音，”戈登也这么告诉我们，“要决定自己的声音是如何和别的声音不一样的。为了自己，要让自己的声音变得热辣起来。陷入麻烦。到有危险的地方去。”那个从克利夫兰来上课的女士举手了。
　　戈登没管她。
　　“你一开始是怎么学讲话的？”他问——无疑已经预料到她的问题了。“你解构那种陈述到何种程度，就是衡量你有多勇敢的尺度。最好的作家就是那些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的作家——先把自己的稳定性破坏掉，然后再恢复。给自己挖个坑，”#小说他说。“要写得让自己有罪，”他说，“那就是冲突所在。”
　　戈登谈着谈着，没有停顿地一气谈了六个小时，好像他是通过嘴巴从喉咙里松开一捆长长的丝线似的。别的人一句话都没说。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子夜了。
　　“有很多人，”戈登说，“是有失败的条件的——举个例子，只有宇航员除外。宇航员已经习惯成功。他们来自单一种族的小镇，他们是那里的足球队队长。开始感觉成功，”他用告别的话跟我们说，“如果你成功了，别以为只是意外。”
　　“我写。”回家的路上，我这么对自己说道。
　　II
　　3月3日
　　我早到了几分钟，设法占到了沙发上的一个位子。那个从新墨西哥来的女人坐在我旁边。
　　“外面很冷。”她抱怨道。
诱惑者（3）
　　我表示认同。早些时候，上完第一次课后，我们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然后见面一起喝咖啡，交换了一点个人信息。她名叫蒂娜（名字和地名不用原名）。蒂娜是个长着漂亮的红头发、身材娇小的女人，她过去曾经上过戈登的课，在《季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短篇。
　　“故事讲什么的？#小说”我问。
　　“语言。”她回答。
　　今晚戈登告诉我们：“英语真正的力量来自名词。”“英语，”他说，“是名词性的语言。要用主动语态及物动词，避免用不及物动词。要警惕形容词。大多数形容词都是没有必要的。”
　　接着，我们就开始在屋里到处走动。有一次很独特的课，每个学生都头一次读自己的作品。幸运且有天分的学生可以朗读自己的整篇作品，不幸且较没有天分的学生就没机会读。
　　我读了个故事，开头是这样的：我妈妈的后脑勺就像船头一样——戈登哼了一声。“停，”他叫道。
　　我停了下来，感到受伤了。
　　沙发上，坐在我身边的蒂娜把身体从我身边挪开了。
　　“塔克，塔克，”——出于某种原因，戈登都叫我们的姓，他还习惯重复叫——“别绞尽脑汁用比喻。让宾语和主语尽量近一些，只要你能尽力不造成同义反复。听听这个，”说着，他从自己喜欢的一个故事中举了个例，“像教堂一样安静。”
　　我也安静了。
　　III
　　3月10日
　　“你的第一个句子决定了你的世界；别写琐碎或是不重要的句子。没有什么比琐碎更糟糕的了，”戈登在和我们第三次见面时这么说道。“乔伊?威廉斯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使任何东西尝起来都像是鸡肉。’你要有自己的第一个句子，让它成为你自己的。”戈登继续说道：“每个句子都会导致下一个句子，每个句子都要归功于它之前的句子。要把句子的弹性显示出来。要养成重写句子的习惯。学会怎么开句。把自己当作制造语言的机器。”
诱惑者（4）
　　班里形成了还不太稳定的友谊。大家都把位置固定了下来。彼得，一个律师，坐在唯一一把扶手椅上，脱下夹克，松了领带；马西娅，一个个子高挑的美女，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她经常对坐在她身边的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笑。这个年轻人正在写一#小说部小说，兼职当侍者。
　　每一天，我的丈夫在燃烧，这是珍妮特的故事开头。她已是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每次都从新泽西过来上课。
　　戈登表示赞同。“听着，”他对我们说，他叫珍妮特把第一个句子再读一遍。
　　“波特，波特，”他对珍妮特说，“你做到了，你终于做到了。很不错的开头。”
　　珍妮特笑了。
　　“你们看，”戈登解释道，“她的句子中有前后参照。根本不一样的东西被第三个因素放在一块了，这就把句子的重要性提高了，把某些深奥的东西表达了出来。想想两个圆相交了，它们重叠的那一部分。意义就在那，这就是故事所在。”
　　轮到那个从克利夫兰来的女士了。我独自到医生办公室去，她开始读故事。
　　“不行，不行，”戈登对她喊着，“自怜——默里，默里——不会让你越过那第一个句子。”
　　我暗暗舒了口长气——至少我不是唯一一个。
　　IV
　　3月17日
　　“写作必须公正，”戈登说。虽然天气突然变暖了，他还在卡其布衬衫下面穿了件长袖T恤。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得了牛皮癣。戈登并不害怕描述他的生活和家人的细节：他在疯人院的工作，他的妻子得了肌肉萎缩硬化症，他的小儿子是个天才，他的妈妈又老又弱，连上厕所都要人帮忙。“作家必须努力去了解物品，报告这物品时要以不知道为荣，”他说。
　　戈登提到了那些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的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格雷斯?佩利、科马克?麦卡西、约翰?巴斯，还有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作家瓦尔特?范?蒂尔伯格?克拉克。（后来，我查阅了瓦尔特?范?蒂尔伯格?克拉克，才知道他写了《牛轭事件》，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集。我还知道他教过创作，因古怪的着装而闻名。）
诱惑者（5）
　　“作家，”戈登继续说道，“是要赞美人类之谜的。他没有议事日程。你得写到纸页上，不写琐碎的东西，不能有不满情绪，”他劝告我们。
　　轮到蒂娜读她的故事了。就我所能理解的，这个故事是关于银器的——刀啊，汤匙啊，叉啊。
　　戈登很认真地听着。她读完以后，他对她说：“不错，拉思伯恩。你设法完全占领了你的地盘。”
　　蒂娜看上去很高兴。我把视线移开了。
　　“不要声明，”戈登说，“而要展示世界是怎么造成的。”他给我们举了个例子：“‘他的脚放在一起’这不好。‘他的脚紧靠在一起’，这样更好。你越是能感觉你在表达的东西，你就越没必要解释。”
　　我不由自主地瞥了眼戈登漂亮的鞋子。
　　V
　　3月24日
　　班里也发生了一些背叛行为。从华盛顿来的那位女士，一个只读过一次作品的年轻的亚裔美国诗人，还有那个律师。戈登简单提了提他们——提到他们缺乏勇气，缺乏耐力，缺乏恒心，缺乏这些成为作家的素质。
　　戈登叫高个子、金头发的马西娅。
　　“莫尔斯，莫尔斯。你看上去棒极了，亲爱的，”他说。“多好的作家名字啊。马西娅?莫尔斯，”他重复着。
　　马西娅看上去很高兴，开始朗读。那个春天的第一天早晨，她觉得世界都在苏醒……
　　“莫尔斯，莫尔斯，你现在应该更明白了，”戈登说着，阻止了她。“莫尔斯，莫尔斯，把你自己等同于春天的那种傲慢，那糟糕透顶的骄傲。和自然比。笨得像猪，”戈登还说。
　　马西娅的眼泪夺眶而出。
　　“说话人的声音必须和所描述的世界处于同一位置，或是比之低级，这很重要，”戈登继续说道，一点都不担心。
　　“杂种，”马西娅叫了起来。她收拾了自己的外套和稿纸，走了。她砰的一声关上了公寓门。那个坐在她旁边的黑头发的年轻人，正在写小说同#小说时也当侍者的年轻人，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谁也没说话。
　　戈登给那个年轻人打手势，让他开始读。“下一个轮到你了，罗斯伯格，罗斯伯格。”
诱惑者（6）
　　“我不敢确定我的——”罗斯伯格嗫嚅着。“我还是等等吧，戈登，”他说。
　　“读吧，罗斯伯格。读吧，”戈登命令着。
　　VI
　　3月31日
　　是复活节那一周。我没有上课，到加勒比海的沙滩来了。在太阳下，我躺在丈夫旁边，试图给他描述戈登的样子。
　　“他是同性恋吗？”他问。
　　“我们去游泳吧，”我回答他。
　　VII
　　4月7日
　　“你错过了很有趣的一课，”蒂娜告诉我。
　　我耸了耸肩——她难道没注意到我皮肤晒成棕褐色了？
　　戈登注意到了。“你到哪儿去啦，塔克？”他问。
　　我告诉了他。
　　“你看上去不错，塔克，”说着，他笑了。
　　“写作是一种勾引行为，”戈登在这次课上告诉我们。
　　VIII
　　4月14日
　　戈登和哈罗德?布鲁姆、哈罗德?布洛基、唐?德里罗、辛西娅?奥齐克以及DNA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都是朋友。他用他们的故事让全班人快乐，告诉我们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的情形。他甚至还提到维利奇的一家他喜欢的意大利餐馆。（我下决心经常到这家意大利餐馆去试试，看能否看到唐?德里罗在那儿吃意面。）
　　这次，我读了有关一个不幸的女人的#小说故事。她在打扫屋子，屋子打扫完后，一片树叶从开着的门被风吹了进来。由于什么都打点完了，屋子已经很干净——连废纸篓都清空了——她不知道对这片树叶该怎么办，于是就把它吃了。
诱惑者（7）
　　戈登双手捧着头。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说：“塔克，塔克，这故事没有道德点。如果没有反讽，你绝不能用第一人称来声称情感。”
　　我很想声辩，但知道最好不要。我想抽烟。
　　“没有张力，没有戏剧。小说成了散文，成了独白，”戈登还这么宣称。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什么时候戈登才会喜欢我的小说？
　　“小说，”戈登对全班同学说，“必须创作出一个论点，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很容易了。得不到什么东西。要参与到一个对你自己来说很困难的活动中去，不要只是自己报告这件事情。”
　　IX
　　4月21日
　　上课前，我和蒂娜吃了顿较早吃的晚餐。蒂娜告诉我，她签了个合同，要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她告诉我，她到戈登办公室去拜访他了。她见过别的编辑，他们送书给她，请她吃饭，她说。
　　“那太好了，”我说。我尽量让自己听上去是真的为她感到高兴，但我其实并不高兴。
　　梅利莎是班上签了合同要出短篇小说集的另外一个女人。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穿着雅致的红色高跟鞋（显然，我很关注人们的鞋子）。她读了一#小说个住在威斯康辛的家庭的故事。这家人在湖上有座房子。
　　那是些令人难以置信、支离破碎的日子，她的小说是这么开始的。
　　是夏末的日子。天空蓝得那么辽阔，云彩总是呈现出大平原上野牛的形状，一只接着一只，身形巨大、牛毛粗浓、驼着背，牛却低着头触到平地……她继续读着。
　　戈登很是赞赏。“写得不错，约翰逊，”他对她说。
　　“如何写出迷人的句子？”戈登根据梅利莎的小说问道。然后回答：“通过表达欲望。不要认为是通过交流，而是通过心醉。你，作家，就是有远见的人，是你自己欲望的见证者。”
　　“要敢于别出心裁。面对别出心裁。要勇敢，”我们要离开时，他这么告诉我们。
　　走出去时，我鼓足勇气告诉梅利莎：“我喜欢你的小说。”
　　结果发现，我们俩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我们就一起走回家了。我们于是成了朋友。
诱惑者（8）
　　X
　　4月28日
　　“要与众不同，方法就是要拥有对立的观点。把问题倒过来。要采用对手的观点。与良好的判断背道而驰。不要屈从于传统，应该找到你自己的解决办法。当代作家的定位，就是他意识到自己在写小说。人物形象不是真实的人，他们是语言。作家们都知道这一点。
　　“在认为他们的人物是真实的二流作家中，”戈登继续说道，“有种共同的神经错乱，认为人物控制了叙事。作家所要做的事就是创造一种效果。如果效果和真实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文本产生的快乐。
　　“作家是创造者，不是记分员——重要的是效果而不是材料。想想科学家，”戈登说，“一个科学家在希望他能发现新东西的同时也在控制着他的实验。
　　“伟大的作品是从放肆、不平衡和疯狂当中获得成功的。”
　　戈登引用了他的朋友辛西娅?奥齐克的话。他声称，辛西娅“专注、猛烈、戏剧性地”描写着生活。“辛西娅?奥齐克，”戈登告诉我们，“中午以前是很少起床的，但#小说她整夜整夜地写作。”
　　“作家创造了世界，”戈登继续说道。“小说就像梦一样。你脑子的另外一个部分在创造这个梦。一切都是虚构的——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作为一个作家，你越早明白这一点，你就能越早获得自由。不是说存在的那种方式，而是你创造的方式。
　　“因为你，作家，在观看，世界也就是和谐的。你应该明白，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你创造了你的世界，当你深深理解了这一切，你就会接受它。真正的智慧在统领着所有的信息，而且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同时，你还得观察一切，看到一切——一直都要有询问的智慧——不是如何问，或者为什么要问，而是要问是什么。要成为一个更能思考的人，看看你所看到的一切是如何因为你在观看而切合时宜的。”
　　“作为作家，你们必须尽力使自己生气勃勃、充满活力。你的行为方式要像一个从来没尝过菠菜的人那样，”戈登对我们说。“要警觉，要留神。”
　　戈登讲得精疲力竭，令人高兴，也令人不安。他教导着我们，因我们而生气，也取笑我们，督促我们，最后——最重要的是——启发着我们。
诱惑者（9）
　　XI
　　5月5日
　　已经开始写一部长篇了：两个女人在电话中的对话——一种现代（相对那时候来说）书信体小说。在课堂上，我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莫利说：“她是站着死去的。”
　　我说：“什么？”
　　莫利说：“喂，莫利。谁呀？伊内兹？”
　　莫利说：“他们发现她立起来了——像扫帚那样立着。”
　　我说：“伊内兹？像什么？扫帚？天哪，莫利。现在几点？”莫利说：“在房间的角落里。伊内兹只穿着内衣。她穿着靴子。”“
　　扭转力，别忘了扭转力，塔克，”戈登让我停了下来，说。“把每件事的每一面都显示出来。要说明每件事都是具有同样价值的。塔克，塔克，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继续下去，不要停下来解释。你要的是不可避免之事，而不是预料之中的事。再读一些吧，”他还这么说。
　　我说：“靴子？等等。我把灯打开，莫利。天哪，莫利#小说，现在是凌晨一点。凌晨一点十五分，莫利。”
　　莫利说：“旧的羊毛镶边的靴子。你知道我说的那种靴子吗，莉莉？那种旧款的。胶套鞋。”
　　我说：“胶套鞋？你吵醒我了，莫利。喂？”
　　“面对死亡的闲聊，”戈登用表扬的口吻说。
　　XII
　　5月12日
　　“做格雷斯?佩利，”戈登在最后一堂课上告诉我们。“从屋顶上尖叫。烧毁教堂。做个革命者。每个好作家在他那个时代都是令人震惊的，说的话也是别的任何人都不敢说的。找到一种跟你自己在书页中辩论的方式。让你自己的感觉不稳定。
诱惑者（10）
　　诱惑者
　　丽莉?塔克
　　1988年，我戒了烟。同年，我开始跟着戈登?利什学习。戈登身材修长，英俊潇洒，头发斑白，更像是故去的史蒂夫?麦奎因，只是史蒂夫?麦奎因没活那么大年纪。戈登喜欢潢色的卡其布。他的穿戴是牛仔装束——帽子——猎装——膝部加增了衬垫的帆布裤子。他不带公文包，拿的是塞满了书和纸张的LL比恩
　　①
　　粗呢袋。他已经出版了两部，还有很多短篇。目前，他是阿尔弗雷德?A.诺普夫出版公司的编辑，还是文学杂志《季刊》的编辑。他曾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而且他的写作班已经成了一种传奇。我第一次打电话咨询写作班的情况时，戈登告诉我#：“不行，不行。”班级人数已经满了，可接着，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失望，动了恻隐之心。为了我，他说，可以破例一次。我们总共有二十二人——十七个女生，五个男生，年龄和种族各异——在修他的创作课。（有一个学生远从新墨西哥来，有一个来自克利夫兰，还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特区。有几个则每次从新泽西、康涅狄格以及从郊区过来。然而，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纽约的。）我们每周上一次课，共十二周，从六点上到子夜时分。我们在上东区一个学生公寓会面。课的费用是两千四百美元。
　　I
　　I2月25日
　　“写作，”戈登开始说道，“是一种行为方式。我们必须学会表现得自命不凡。”
　　戈登交叉着双腿，坐在直靠背的椅子上，在窄小、狭长的起居室尽头。他的夹克、帽子和粗呢袋就堆在他身边的地板上。我们二十二个人全都围在他身边。因为沙发和椅子不够全部人坐，我们有些人只好坐在地板上。头一次课开始之前，戈登已经给我们寄了张字条，警告我们说，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课中不能吃东西、喝东西，也没有下课时间（要离开，唯一可以接受的借口便是上厕所）。我默默地坐在那，担心自己会引起他的注意。我避开他的目光，不敢正视他。从我坐着的地方，我观察起他的鞋子来——老式绑带的棕色靴子，擦得很亮，看上去像是定做的，就像德尼斯?芬奇?哈顿在非洲绕着卡伦?布利森农场骑马时可能穿的那种。
哈罗德·布洛基（1）
　　哈罗德·布洛基
　　埃德蒙?怀特
　　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名叫道格?格鲁诺的生物学家和小说家哈罗德?布洛基一起住在西八十八街上。道格个子很高，头发是淡潢色的，比我小四岁。和我一样，也是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哈罗德曾经——听起来像是矛盾的措词——是个地下名声很响的人。纽约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好奇，但纽约以外，那就很少有人听说过他了。很久以前，在1958年，他就已经出版了《第一次爱和其他伤悲》，一本短篇小说集。评论界好评如潮，但事情远非如此而已。
　　现在，他偶尔还会在《纽约客》或是《新美国评论》甚至是《时尚先生》上发表短篇小说。《新美国评论》（季刊，由特德?索洛塔罗夫主编）上发表的那个故事与性有关，但并不黄——一篇长达五十页的作品，发表于1973年，讲的是一个拉德克利夫女孩的第一次。“天真”的文字很引人注目，但可以说是难以承受这似乎是有史以来最长的性描写了，可以与之比美的，只有大卫?普兰特的《宽容》中对同性恋的性描写了——还有诺曼?梅勒的《她达到高氵朝的时刻》里提醒式的性描写（不同的是，那个性描写写的是肛交！）。这篇小说收进了《给自己做广告》中。
　　接着，《纽约客》上发表了关于布洛基妈妈的那些混乱不堪、谜一般的故事。故事很长，很复杂，任何人都无法从中抽出身来。我们觉得，不说别的，这显然是个特别令人信服的作家。这些关于母亲的故事，用劳伦斯式激怒别人的方式困扰、撕扯着那些主题，有股无情的动力，要让#小说事情顺理成章，还一再纠正着前面的文字刚刚断言的事情。每个人都习惯告白式的写作（虽然这种写作的鼎盛时期以后才会到来），每个人都知道家庭里戏剧性的场面，可还没有人走得这么远，用性、母亲和孩提时代做文章。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把过去的每一毫米都拍了幻灯片，并把它们置于作家的显微镜下。这让我们震惊得晕头转向。1975年的《时尚先生》中，布洛基发表了一个特别抒情的短篇。《他的儿子，在他的怀抱中，在灯光下，高高在上》，是关于一个男婴被抱在父亲怀里的故事。母亲可能要接受繁琐的弗洛伊德式的治疗，可父亲却只被赋予威廉?布莱克式的神秘主义，而且并不很浓郁。
哈罗德·布洛基（2）
　　所有这些“故事”，显然都只是布洛基多年来一直在创作的长篇巨著中偷窥到的几瞥而已。那长篇巨著才会是美国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回答。布洛基的粉丝（数量众多）把他近年来发表的每个短篇都复印下来，钉成小册子，在朋友间互相传阅，成了纽约的地下出版物。他的支持者对他提出大量强烈的要求。哈罗德是我们的曼，我们的詹姆斯?乔伊斯。纽约以外，没人知道他是谁，这一点只是赋予了他严肃性，还有他受崇拜的程度。对没有受洗的人来说，这太严肃了（哪怕是已经受洗的，对像我这样的中西部人来说，那也是个更加合适的提喻法）。
　　他、道格和另外一个叫查理?约迪的人一起住在曼哈顿西区一套布局凌乱的大公寓里。我只见过约迪一次，他浑身散发着性的味道，那味道就像兽蹄所具有的腐烂毛发的气味，可以成功地把潘搞得惊慌失措。他很友好，总是笑眯眯的，但似乎负担很重的样子，就像所有色欲过度的人一样。
　　哈罗德留着尼布甲尼撒二世那样的胡子，眼睛深陷，但身材修长，体格健壮。他大概四十多岁，坚持游泳，还在第63街的基督教青年会（我头一次到纽约就是住在那的）锻炼，结果，他的身体和比他年轻得多的人一样健康。他的思绪和思维从没停歇过，就像在暴风雨中坐船的乘客一样，动荡不已。有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是患了偏头疼，好像偏头疼那灰色的沉重翅膀扫过了他的眼睛一样。紧接着，他又会静静地算计着什么，那股热情只针对他自己一人——然后就大声说：“去他的。”他很少注意他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因为他正在凝聚他的下一股怒气——#小说因为他的大部分话语都是怒气冲冲的，怎么诱骗他，都无法让他不那么做。
　　哈罗德和道格一起住了八年或者九年。道格很礼貌，很恭敬，即使在哈罗德说一些牵强得很荒唐的话时，道格也只是把头歪向一边，微微抬着头，好像他只是在试图听懂一种来自更高处、叫声更快的新的鸟叫声。道格是个大个子，笑声很低沉。可在哈罗德身边，他并没多大市场。我想，他大概已经断定，哈罗德是个怪人，也是个天才，即使是来自他的侮辱，最终也是没有恶意的。可道格在一所私立学校教生物，要花很多时间批改作业、备课、辅导、上课，而哈罗德的表现却像是有足够的钱，可以到处闲逛——可以干涉他人的事务。
哈罗德·布洛基（3）
　　我不太记得查理是干什么的了，虽然我肯定有人告诉过我了（在问陌生人他们是干什么的这一点上，美国人从来就不会犹豫的）。我想，他应该是个数学老师，后来又到阿迪朗达克山脉制衣去了。他不太经常在，可在任何场合，他似乎都比道格更像是哈罗德的男朋友，虽然哈罗德曾告诉我，他们三人都是恋人。公寓很大，足够他们三个人住，每个人甚至还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哈罗德总是四处觅食。他花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没有用在游泳上。知道他是谁的人都说，他是艘不知疲倦的隐秘的巡洋舰。
　　哈罗德很少谈他自己的作品，但他喜欢发布关于文学和如何写作的宣言。他特别热衷于给别的作家——甚至比他年纪更大、更加成功的作家——提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直都听到关于他的离奇故事，然后是更加离奇的故事。戈登?利什是他伟大的辩护者，是克诺夫出版社的顶级编辑，实际上就是发明式微化的人。显然，戈登直接走进他老板——鲍勃?戈特利布的办公室（他的事业是从编辑《第二十二条军规》开始的，甚至还是劝说约瑟夫?海勒把题目从《第十八条军规》改成《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那个人），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你出版了几本好书，鲍勃，可你死了以后，没什么东西会让人们记得你。现在你有机会出版普鲁斯特的书了——可你得开一张一百万美元的#小说支票，但不要要求看那书，一页都不要看。”
　　那时候，哈罗德已经和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特出版公司签约了，但他们付给他的钱相对较少——而且，他们也不乐意像他所要求的那样重视他。哈罗德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编辑，而是好几个编辑。他要他们和他一起看他已经写完的几千页书。就大家所知道的，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给出版社送稿件了。他们不情愿把他们的所有人力资源都归他使用，这惹恼了哈罗德。戈特利布接受了这个挑战，开了那张支票。
　　最先是从媒体的关注开始的，最后波及了书的出版（已经公布但实际上还没有出版），这逐渐形成了一次海啸。关于哈罗德的各种杂志文章纷纷出现，全都是疯狂赞扬的话。我记得，1977年的《时尚先生》上，有一篇由宗教小说家D.基斯?马诺写的文章（《哈罗德?布洛基：第一次狂欢晚会》），承认说他要着手揭穿哈罗德及其神话的真相。但他还是没有被征服。马诺甚至告诉布洛基他自己的一些个人问题——被一个朋友背叛了，虽然不是很严重。
哈罗德·布洛基（4）
　　这段话值得引用一下，因为这透露了哈罗德的勾引技巧：
　　……我顺便提一件个人不幸的事，一次背叛——至于是什么事，这与你们无关——就在前一天，这事让我震惊，让我情绪低落。哈罗德听我说着，给我提建议；他帮我分析这件事。我挂断电话，觉得自己既冒失又愚蠢。对哈罗德?布洛基来说，我是什么人呢，对我来说，他又是什么人，我要把我的麻烦事对他说？然而，一小时后，哈罗德回了电话。我的痛苦，一个陌生人的痛苦，让他担心了。我们在电话上谈了三十分钟，花的长途话费是哈罗德投币付的。这个人在关心这件事。我很感动：这种关系是预料不到的。后来，我们又谈了几次。事实上，我，哦，有点嫉妒了；他的耐心、正直、对事情的把握全都比我强，而这些，他妈的，却都是我的事情。过了一阵，我宁愿把这忘了；这够人道了。但哈罗德并不批准；他的道德热情是永不停歇的；他知道我在逃避。我觉得自己被理解了，被看透了，被卷入了他小说中那种理性的海洋中。布洛基个性。我。想象一下。
　　丹尼斯?多纳休和哈罗德?布鲁姆都把哈罗德比成是普鲁斯特。布鲁姆还说：“自从威廉?福克纳死后，美国小说界就没人能与之匹敌了。”辛西娅?奥齐克宣称，他是真正的艺术家。哈罗德同意这种说法：“我不确定自己就不是懦夫。如果某些和我谈话的人是对的，那么，他有可能是用英语写作的在世作家中最好的，而且，大概还可能是能和华兹华斯或者弥尔顿相媲美的作家。对一个来自圣路易斯、半途才接受教育，且有两对父母亲，还有一个#小说拾破烂的父亲的犹太人来说，这样的角色可不是他准备好去扮演的角色。”
　　媒体对布洛基的反应（总是由异性恋的人做出的反应）是，他这个人（书还没出来）太走极端。我把背后的言论归纳成一个理论。我猜测，同性恋的男人不像异性恋的人竞争那么厉害；同性恋人运动总是进行个人运动而不是集体运动，这不是偶然事件。同性恋男人也不会害怕或是爱上他们的父亲。我认识的很多同性恋都排斥他们的父亲，瞧不起他们的父亲（虽然也总是有例外，比如哈罗德自己）。最后，同性恋对恭维非常清醒，同时也特别怀疑——更可能恭维别人，而不接受别人的恭维。结果，哈罗德的方法对他们（对我）无效，但他们总是不停地引诱异性恋者。哈罗德会突然对一个异性恋的崇拜者（或者对手）宣称：“你知道吧，汤姆，你可能是你这个年代的人中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顺便说一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停顿了很长时间后，他又说：“可你不会——想知道为什么吗？”很深的眼神交流。“因为你太他妈的懒惰了，也太他妈的谦虚了。你工作不够努力，或者说目标定位不够高。”
哈罗德·布洛基（5）
　　他的对话者#小说，在自己最隐秘的梦里地位被提到这么高之后，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破灭，除非……除非……
　　他突然需要哈罗德帮他的忙，去启发他，最终给他评价。哈罗德是他的父亲／教练，而他的挑战者则是儿子／新手。幸运的话，他可能冒出来，成为他梦想中世界一流的天才。
　　虽然同性恋有时候会被认为是恶毒的、不讨人喜欢的，但他们通常不玩像这样危害极大的游戏。他们不会试图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也许，他们（我们）信心不够，不会在他们心脏地带，在他们栖居的最隐秘、最深处的地方去挑战另外一个男性。我们同性恋者不想属于什么，我们不想玩球——我们不是团体运动员，所以，在别人给我们评价时，我们怎么可能鞠躬呢？我们宁愿失败，退出赛场——当弃权者。我们的父亲或者父亲的兄弟们怎么可能在我们要喊他们叔叔的当口蹂躏我们呢？这种退出的方式，就是我们胜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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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每一次文学晚会，哈罗德几乎都要参加。每天都花好几小时和唐?德里罗、哈罗德?布鲁姆、丹尼斯?多纳休通电话，这很可能是有好处的。德里罗告诉他，要不担心死亡，办法就是看很多电视。
　　好玩的是，哈罗德并不是和一个人同住，而是和两个男人一起住，这一点从来没人提到过。同样也没人提到，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蒸汽房里是臭名昭著的。别人不知道哈罗德是同性恋——他也远非一个冷漠、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作家。他一生的作品都是基于他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期的经验创作的。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高个、复杂、英俊、健康、聪明的犹太小伙子，那也是跟他没有私交的人对他的看法。
　　哈罗德把期望值提到这么高——毕竟他不只是试图“写出第二本书”，而是在写伟大的美国小说——当然，他得在他自己的路途中设置路障。他买了台计算机。但那个年代，一台计算机就可以填满整间屋子了。只有企业和侦探才拥有计算机。必须掌握一整套新的写作方法和输入方法，才能使用计算机。哈罗德邀请我去看那嘤嘤嗡嗡的机器。机器放在一间房间里，一个IBM公司的人正在教他如何使用，教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那一整份长长的、潦草的手稿将被输入计算机。只有那时候，才能对内容、重复、内心的一致及流畅性进行适当的分析。
哈罗德·布洛基（6）
　　我的心直往下沉，我还在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作呢。我也重写过，但写得很快，只有过一次；这是最不费力的一种写作，而且是最愉快的写作。
　　对我来说，困难的是写作。我没什么信心，也没什么耐心，一段话就会突然引起对自己的怀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正穿过一堵花岗岩砌的墙，在自尊心和抵抗力并不强的巨大、厚实的防御工事中硬挤出一条小路来。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正在森林里赛跑，但小路已经消失了，长满了树木杂草——或者一条路分成了两条或者三条。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没有动力，也没有方向。
　　哈罗德似乎就没有这些疑问。有时候，他谈论写作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讨论过的方法。一个法国作家可能会说，他先在头脑里构思出整部作品，做过研究，把引人入胜的复杂情节都组织好——现在要做的就只是“编写”了，这意思是说实际的写作阶段，就好像那只是一个细节，像作曲家所说的“管弦乐作曲法”一样。我从来没看到过那长篇巨著的任何手稿，但我看过关于如何组织编排的模糊不清、面容枯槁的战争报告。
　　我想，你可能会把哈罗德叫做现象学家。有一次，他对我说（根据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一个人写作的时候，‘她向他俯下身去’，这一直就是谎言。”他的观点是，简短的表达方法（向某人俯下身去）是沾沾自喜、不真实的表达方法，因为真正的经历（吮吸或是被吮吸）是很深奥的，不可重复的，也是充满情感的，而且有部分想法、恐惧和战栗。唯一足以表达的方式就是要精确、新#小说颖、详尽。出版以后，哈罗德写道：“我不相信概述，概述一下，就让时间过去。我不相信这样的概述。说一个人在控制着他所叙述的事情，这样的大话，我都不相信。”
　　也许是因为这适合我自己的性情，我从哈罗德那里学会了让世界“陌生化”，然后以尽可能最清新、最火星式的方法描述它。我和他意见不一致的是，我认为，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这么完全彻底地加以处理的。有背景和前景，而在背景中的东西必须被勾勒进去——不是用陈词滥调，而是用熟悉的，甚至是容易的东西。
哈罗德·布洛基（7）
　　如果哈罗德关于“陌生化”的建议是他最明智的建议的话（虽然我不是总是接受的），他也能够制造一些奇怪的小麻烦。读了我描写图书馆天窗的文字后，（一扇碰巧是安装在一所19世纪的歌剧院的天窗）哈罗德坚持说，我要把头顶的窗户描写成一只眼睛。我认为，我用不用那个比喻，对一本长达二百二十页的书来说并没什么差别，但我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为的是取悦他，让他看到，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具体的建议，我感到受宠若惊。他很可能读完了整本书（就是《一个男孩自己的#小说故事》），但对其他二百一十九页，他没有作什么评论。
　　我的书在清样阶段时，哈罗德打电话给我的编辑比尔，说：“停止出版！怀特偷了我的风格。”比尔可能非常强硬地说：“太荒唐了——他不会想要你的风格，无论如何，风格也是不能获得专利的。”然后挂了他的电话。哈罗德一直在打电话过去，威胁说要采取法律措施，但他很少跟我联系，而比尔也不再接他的电话。哈罗德还指责约翰?厄普代克偷了他的个性。“我就是《东镇女巫》中那个魔鬼，”哈罗德宣称。
　　时间一年年过去，哈罗德许诺要出版他的书了。有时候说是长达两千页，有时候又说他写了三千到六千页。世界最有名的时尚摄影师理查德?埃夫顿告诉我，自从确信哈罗德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后，他就一直和他合作。埃夫顿有一本出版1947年到1977年间摄影作品的书，哈罗德给他写了引言，是一篇花了力气且挺雅致的文章。他小说的题目从《动物晚会》换成了《脱缰的灵魂》，就是说，从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换成了一个容易被忘记的题目。据报道，他又从克诺夫出版公司回到法拉、斯特劳斯出版公司去了。作为异性恋和女性的新潮大祭司，他不需要令人难堪的证据了，反而需要道格?格鲁诺和查理所代表的东西。
　　查理此前已于1975年搬了出去，和一个新恋人住在一起。道格于1980年搬离那套公寓。哈罗德让一个女人搬了进去——埃伦?施万姆，他在公园跑步时认识的一位作家。（关于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还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是说，埃伦问戈登?利什，谁是当今最伟大的作家。搞清楚是哈罗德时，她便倾心于他了。还有一个版本，说他们是在一家书店相遇的，就是当时很时髦的仅次于惠特尼的布克公司。）埃伦和哈罗德都把头发剪短了，这样两人看上去比较像，就像海明威死后出版的非常出色的小说《伊甸园》中的那对情侣一样。为了哈罗德，她离开了富有的丈夫。查理成了艾滋病早期的牺牲品，去世了。道格找到了新恋人，与哈罗德和埃伦一直友好地保持联系，虽然媒体再也没有提到他。我想约会道格，但对我来说，他太温柔、太真诚了——此外，他还不抽烟。他会走很远的路到沙漠地带去拍野牛，每天早晨六点就起床，绕着水库跑步。而我那时候十有才捻熄我一天中第七十二支香烟，钻进被窝睡觉。我觉得，在道格身边，我满脸都是被烟熏的黑色，而且很肤浅——很快，他找到一个认真的恋人，这么多年后，他们还在一起。
哈罗德·布洛基（8）
　　我一直听到关于哈罗德的狂热言论。他接受了康奈尔的教职，偶尔教一学期的书。也在那里教书的艾莉森?卢里告诉我，哈罗德曾控告一位和蔼的老作家——詹姆斯?麦康基，说他爬过几个屋顶，像个飞贼一样进入他在伊萨卡的卧室，为的是从哈罗德的小说中抄袭大段大段的文字，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发表。这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在一个更加理性的世纪本来可以用简单的决斗来解决的问题，却乱七八糟地延续了好几年。
　　苏珊?桑塔格对我说过她见哈罗德的那个夜晚。他对她说：“你和我，苏珊，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她回答说：“噢，真的吗，哈罗德？难道没有其他作家？比如说，纳博科夫怎么样？”
　　“噢，他什么也不是，”哈罗德说，“但是，至少他有那种风度承认亏欠我。”
　　“真的吗，哈罗德？他在哪方面欠你呀？”
　　就好像为了对孩子把事情说简单点一样，哈罗德慢了下来，长出了一口气，笑着说：“你记得《洛莉塔》的开头有个已经死去的父亲吗？”
　　“是的……”
　　“你记得他的名是什么吗？”
　　“记得，他叫哈罗德。”
　　哈罗德耸了耸肩——例子说完了。哈罗德似乎很认真地相信，他在《第一次恋爱和其他伤悲》中的故事给了纳博科夫以启迪——他的风格被偷窃的又一个例子。
　　作家希拉?科勒告诉我，和哈罗德吃饭的#小说时候，她对他说，她很高兴能见到他，因为戈登?利什说过，他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哦，他把你比做莎士比亚呢，”她对哈罗德说。
　　哈罗德恶狠狠地看着她，说：“我打赌，他不会抓住莎士比亚不放的。”哈罗德暗含的意思是，因为这个令人痛心的侮辱，他正考虑再次换家出版社。
　　C.K.威廉斯是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哈罗德那代人中最和蔼、最有才华的人。埃夫顿把他介绍给哈罗德，可很快哈罗德就和他干上了。哈罗德指责威廉斯偷了他书中的东西，写成了诗——虽然后来哈罗德也意识到，因为书还没出版，威廉斯是决不可能看到他的书稿的。哈罗德道了歉，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哈罗德·布洛基（9）
　　后来，《脱缰的灵魂》出版了，招致可怕的惨败。詹姆斯?伍德虽然在为它辩护，也说它“像显微镜那样到处充满自恋”。我们曾经崇拜的在《纽约客》上的文字，现在全都被改写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没有人能读得懂。读了几百页了，我们却还深陷在童年时代的早期——哈罗德的见解和观察似乎完全不合情理。对两三岁时发生的事情，谁也无法记得那么详细。皮亚杰阐释过，即使我们可以完全获得婴儿时期的记忆，由于把它们刻入记忆的语言是一种早期语言，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语言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们是说不通的。不管怎样，谁在乎呢？我想，都是那可恨的计算机和哈罗德无限扩大的改写机遇惹的祸。书不再是一种成就，而是污迹斑斑的改写本。
　　他的杰作一旦以这种显而易见、毫无反响的方式告败，哈罗德便把时间用来为《城市谈》写些小文章。他是个好记者，善于挖掘故事，并乐意对他那奇怪的风格加以克制，以便和普通的受过教育的读者交流。显然，为了赚钱，他还写电视播出的节目。
　　后来，有一天，哈罗德在《纽约客》上写了篇短文，宣称他得了艾滋病，就要死了。哈罗德声称，他是60年代被感染上艾滋病的。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和男人有染。我不知道，道格对这全然否定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关系的说法会如何反应。我想，只有哈罗德才能就他因为艾滋病而即将病逝的事写上一页半的东西来尽力惹恼他的读者。不久以后，哈罗德又和他最好的两个朋友——里纳塔?阿德勒（《快艇》）和理查德?埃夫顿干架了。
　　他写了本关于他得艾滋病、反对同性恋的怪书——《这疯狂的黑暗——关于我死亡的故事》。他声称，这本书之所以能写成，是因为他决定要诚实，不说谎。然而，实际上，他掩盖了很多事实。他从来不提道格?格鲁纳，或者他那些数不清的伎俩。他表现得像是他和查理?约迪的联系主要是建立在他们俩都是孤儿的基础上的（哈罗德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声称，他和查理的恋爱关系（在书中，这听起来像是他唯一的同性恋关系）是一种再次经历小时候遭受他继父性侵犯的创伤的方式。成年以后，他说他“尝试同性恋是为了挫败自己的傲气，打开自己的心灵，面对孩童时代被侵犯的故事”。这一经历可能对哈罗德接受一再被强暴的事实有帮助。可哈罗德接着说：“我认为他就是那个传给我艾滋病的人。”在同性恋的圈子里，很早就已经定下来，试图指出谁是那个传染给我们的人是不合适的。这么大肆谴责，简直是浪费口舌——特别是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哈罗德不是只有一个男友，而是有很多男友。
　　哈罗德去世的时候，感觉人们对这事的兴趣已经突减了。他显然是个聪明、大材小用、好惹是生非的人。他很有天赋，还有点疯狂。他自己的妻子（埃伦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年轻时他曾经和一个杂志编辑结婚，并育有一女）写了本小说（讽刺性地取名为《他如何救了她》）。小说中，哈罗德被塑造成一个恶魔，毁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去世的日子差不多和更著名的俄国#小说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同一天。很不幸，很多人都把他们俩弄混了。现在，他几乎都被忘记了——失去这个有抱负的大天才，似乎是很可悲的。我们大家全都想要他成功。我们中间有个天才，这会更有趣。
请别写作（1）
　　请别写作
　　尼尔?戈登
　　I
　　70年代中期，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涂着黑色唇膏、理着平头，一个真正的底特律妓女，把我推倒在她的床上，然后爬到我身上。我从惊讶中回过神来，把她抱住。她吻着我说：请别停下来。
　　她说得很平淡，没有强调哪个词，让我好生纳闷，标点符号到底应该点在哪里，而她已经又忙活#小说开了。
　　是求你了，别停下来！还是请别这样。停手！
　　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虽然那三个词组成的词组是有关某次性行为的，我马上，而且以后也一样，一直把它听成是一种颇含哲学意味的挑战。我生活中的唯一动力和性生活一样，是强有力的。而这个挑战和这唯一的动力有密切的联系。无疑，由于这个事实，渐渐地，我想象力的一部分就用另外一个词代替了那第三个词，于是就成了：请别写作。
　　写作这一抱负，毕竟和性的问题，甚至是爱的问题是分不开的。我年轻的时候，大脑里词来得很容易，爱也是这样。但是，我似乎觉得，只有非常有天赋的人才可能致力写作。可谁又能判断自己的天赋呢？我写呀写呀，可从来没幻想过这会比孩子的东西好多少。我退学了，旅行了好几年，然后再回来。我得了大学里的文学奖项，可那就够了吗？我工作——洗盘子、当建筑工、做厨师、管理酒吧；我大学毕业了，然后移居巴黎，苦苦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似乎总写不完，然后放弃了，再去读研究生。在纽黑文，在解构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白天，我看到的自己是个终身学者，沉浸在症状学和心理分析当中。可在晚上，我发现自己是光怪陆离的酒吧的常客，或者独自在康涅狄格中部凄凉的海岸线上徘徊，也就是在西黑文和米尔福德。而我从来没有减少能让我有激情的经历，就像上大学时的那个晚上，在城里走错地方，碰到那个聪明而奇怪的女孩，被她推倒在她的床上。她扭动着脱掉她的皮裤子，对我说请别停下来。
请别写作（2）
　　请别写作。我写呀写，然后提交作品，再被退稿。出版东西这一抱负，和现实是相距甚远的。再加上词语有某些不对劲的地方。太多关于我自己的文字了；它们很复杂，很漂亮。无论如何，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可我无法想象不写作的生活，无法想象读完了学位，到市场上去，被MLA的人面试，成为助理教授——出版东西，为了不致消失——而把写作抱负落在后面。你瞧，写小说不是文学教授的终身工作，而是附带的事，最好是在通往终身教职的真正工作做完之后再去做。但在我的生活中，所有深刻的经历都涉及小说，我到过的地方或者我喜欢过的人都和写作艺术有关。我能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用文字来完成的。当教授？千万别。写作吧。
　　在纽黑文的夜晚，我和一小群研究生在安可酒吧喝酒：林德拉?埃尔库利、埃利萨?马德、迈克尔?塞罗廷斯基和玛丽?昆坦斯：解构主义者；新海德格尔派；符号学家；心理分析师。埃辛，从上大学时起我一直在追的女人，从纽约过来。她在《名利场》干了几年挑选照片的工作，是为蒂娜?布朗干的。她现在在《村声》工作。她嘲讽地看着我们在安可酒吧的行径，那目光让我感到绝望。在那，实实在在的人在写能够实实在在发表的实实在在的事，而我却不可避免地置身一种我决不会写也从来没写过的生活。埃辛说，你看。不管你在干什么，全都没用。你最好尝试些别的事。她给了我可以投稿的杂志名单：《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国家》和《纽约书评》。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纽约书评》的助理给我打来电话——你等一下好吗？西尔弗斯先生要和你说话。电话里传来柔和的英国口音的声音，邀请我去面谈。
　　那年春天，在纽黑文，丁香花开了，水木也绿了。我等着和他见面。我边等边想象着传奇人物罗伯特?西尔弗斯和他的助手在一座褐色砂石建筑的一楼，很可能在西村。我想象着自己的办公室也在那，也许，从窗户望出去，是一个布局凌乱的后花园，天长日久地在那写着，编辑着，参加编辑会议，赴午餐和晚宴。我想#小说象着我们在办公室里，中午叫外卖来吃，读着校样，争论着政治问题。
　　自然，很快，我就要给《纽约书评》写东西了。
　　很快，我就要出版小说了。
　　待在研究生院？千万别。写吧。
请别写作（3）
　　最近，我的工作让我又到了那个可爱的底特律妓女曾经对我说她那萨满教式话语的地方。我来到她曾经住的公寓，在那里逡巡着，我明白了某些富有戏剧性的东西，有了奇特经历。那个在她床上的年轻人，三十年前？他的每一个抱负，我都实现了。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在中西部，在一个阴沉沉的冬日。令人吃惊的是，这并没让我感到很骄傲，反而很伤心，伤心得几乎到了可怕的地步。是不是实现抱负也有令人失望之处呢？我最近塑造的一个人物说：哪怕它们完全一样，它们成为你想要的东西和你得到的东西又有多少差别呢？
　　我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那想法让我感到难过了，因为，不可避免的，抱负的实现就必然伴随着幻想的失去。当我自己有了这种想法，也就是我赋予我的小说人物的想法时，我觉得非常感激鲍伯?西尔弗斯。因为他，我真的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末那两年的工作。这两年让我最终开始实现那个年轻人，其实是男孩，梦想实现的抱负。
　　II
　　在我的想象中，那栋褐色的砂石建筑里，办公室都很高雅。当然，我到《纽约书评》面试，得到助理编辑的工作后，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杂志社在西五十七街250号的菲斯克大楼第十三层的一角，在旧体育馆书店的对面。我很怀疑，只要谁在《纽约书评》工作过，想起那些办公室来，都会带着一种既恨之入骨又爱之深切的独特情感。你走过一条带着无可指责的污垢的走廊，左拐经过一个收发室。一个装模作样的收发员可能跟你说话，也可能不跟你说话——他经常是被发现在一张戴安娜?罗斯的照片下，给员工们理发——经过没有窗户的书架，已故的乔纳森?利伯森曾坐在一堆书中间，还有工作室，一群艺术家把杂志排开，旁边还有剪刀、胶带和现今已经不再使用的不可思议的工具——斯达机器——一大堆杂志旁边有张手写的字条：
　　别把这些扔掉。这些都是本期刊物。不是垃圾。请注意其差别。
　　助理编辑办公室旁边有张说不出有多破的长沙发椅，它在书商中是很有名的，因为他们都在上面坐了很多个#小说小时，等着鲍伯接见他们。他们旁边，有一张“废弃物品桌”。这张桌子使他们那令人难受的经历变得更加悲惨。每天，这里散放着一大堆要送往斯特兰德旧书店的书，每星期收到的几百本要写书评的样书大多就是这个下场，毫无疑问，还包括很多有耐心的宣传员自己送来的东西。芭芭拉?爱泼斯坦坐在对面的办公室，她的助理就坐在门外的橡木桌子边。这里，不管有什么架子，都能临时搭成一个私室。只有这么走，你才能到达鲍伯的大办公室。办公桌就是架在两个文件陈列柜上的一大块木板，他坐在像是个洞穴一样的地方，三面都是书，像墙一样，在桌子边沿堆得大概有四英尺高。
请别写作（4）
　　他的三个助理占了另外三张桌子，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桌子的凌乱程度正好体现了资历的深浅，越凌乱，资历越深。为此，我的是非常整洁的。而属于资深助理的那张桌子上，文件和书堆得高高的。有一天，一个排字工人看到后，不禁惊叹道：“那里即使埋只死去的麋鹿也不会有人知道。”在城市的高处，在连续使用了大约二十五年的办公室里，鲍伯抽了二十几年的舍曼烟又给本来就积攒的城市污垢增加了些分量，但在任何平面上，这些污垢都可用一根手指擦出来。这里有两扇关得不严的窗户，每扇都只有一块玻璃，其中一扇比另一扇更脏。从窗户望出去，是第八大道，而这窗户也是唯一的通风口——窗户和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大型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像工业用的烟灰缸一样，至少费力地解决了鲍伯一天两包的烟量排放。而书呢——架子上有，桌子上有，地上也堆得一堆又一堆的，所有的平面都有——到处都有。
　　我很快就知道，这个工作地点也毫无高雅可言。确实，从人的个性来说，《纽约书评》的编辑室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复杂的星系，也许只有我的家除外。从#小说杂志1963年创刊开始，鲍伯?西尔弗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就是合作编辑，现在的他们似乎不是合作者，而是处于紧张战争的休战时期。我来之前不久，他们和其他股东把杂志卖给了密西西比州一个威严的报业继承人，即雷?赫德曼。他把办公室设在那些办公室的尽头，好像越发强调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知识方面、种族方面、权威方面，因为，尽管有了新老板，那些编辑还是保有其绝对的权威性——而这鸿沟还由一个似乎对学术生活的任何征象都怀有深深怀疑的秘书卫护着。
　　编辑在编辑桅杆的顶部，紧接着在其下面的就是编辑助理——跟我们这些助理编辑正好相反，我们可是生活在桅杆上最小部分的贫民窟——编辑助理的办公室和英国寄宿学校里拥挤的房间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职责大多局限在做校对、核查事实、监督杂志的印制这样机械性的工作上，还有，像已故的鲍伯?塔什曼（对我来说，他可是个大人物），就是残忍地折磨他的同事们，编排关于鲍伯?西尔弗斯的荒唐的笑话。（鲍伯?西尔弗斯和成吉思汗有什么不一样呢？成吉思汗没有把做了标记的清样寄给作者。等等。）这样，在给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手段方面，鲍伯和芭芭拉几乎代表了所有和杂志的知识内容有关的东西——建议指派任务、调查作者，还有极少量亲自编辑的东西。时不时地，他们还可能会放弃不做——然后交给他们自己的助理编辑去做，也就是说，交给像我这样刚进来的员工去做。
请别写作（5）
　　所以，从端咖啡到接通电话都是我的职责——请等一下好吗，我让西尔弗斯先生和你说话——还有就是为文学和学术界的名人逐行编辑文稿。在我任期的头几个月，我想不通这件事。接下来我就明白了：这种建构表明，在这个桅杆上不可能有什么升迁之路。像我这样的助理编辑不能成为编辑助理，因为只有头衔往上升级——工作本身却在往下降，而为了往上升——很多人都想升到桅杆上高一层的职位——助理编辑必须往上挪。下面没有什么威胁。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杂志，其主编们的权力——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限权力——是受保护的。这一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说明了不单是关于办公室的某些深奥的东西，而且是关于这一行的某些深奥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就是安排鲍伯的社交生活、经济生活和上班生活；把书寄给作者，并从他们那里收集文章；知晓出版物、出版目录、作者和政治；泡咖啡和送午餐；辨认鲍伯写在文章上和毛条校样上面的手写文字；打信件，接电话；研究晦涩难懂的话题；知晓出版界和杂志界的闲言碎语；读寄到我们这儿的每一篇文章；拆邮件；订餐馆；清理掉落的食物和鲍伯抽舍曼烟上瘾而掉落的烟灰，还有他吃的一种叫做超速苗条的蜜糖型食物补养品#小说遗落的碎末。三个强壮的年轻人几乎马不停蹄地工作，还是无法跟上鲍伯的步伐。一种勉强控制得住的混乱，加上把他弄得沮丧不已——常常就是我——这就是我们上班生活的特点。我的工作可能做得不够好，真若如此，这也是我唯一一个做不好的工作。但我怀疑，我是否已经在发工资的名单中。因为，一个多星期前，我第一次听到从鲍伯的办公室传来一声大喊——尼尔在哪？——不管那时和我待在一起的是谁，都会尴尬得呆若木鸡，这也成了我相信是金斯利?埃米斯在某个地方所说的“令人震惊的训斥”的前奏。
　　我并不介意。从我走进那里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纽约书评》的一切。首先，在我的一生中，我父母亲的早餐桌上都有这份杂志，有份著名订户名单，这名单经由I.F.斯通传给鲍伯?西尔弗斯。我父母亲是那份名单中的特许订户。在那办公室里，两年间，我几乎见到了纽约出版界的每一个人，从乔纳森?加拉西到鲍伯?韦尔；从艾丽斯?梅休到桑尼?梅塔和——虽然只是打过电话——传奇经纪人斯威夫蒂?拉扎尔。至于作家，从哪儿说起呢？苏珊?桑塔格、V.S.奈保尔、艾赛亚?柏林、默里?肯普顿、欧文?豪、海伦?文德勒、约瑟夫?布罗茨基，和过了几年就去世的伊齐?斯通。
请别写作（6）
　　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德雷珀是个标新立异的英雄。我和他精诚合作。我通过电话和法国一家鲜为人知的档案馆联系，做了点侦探工作。为此，脚注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得到了这个荣誉（在该研究领域的一位竞争对手出去吃午饭时，我说服一位档案保管员给我读了他作品的一个部分），埃辛和我还应邀到普林斯顿去和他及他妻子一起吃午餐，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渐渐地，我终于看到了我过去从未想象过的世界：鲍伯与时装设计师和娱乐圈名流参加的富有魅力的《第六页》杂志的重大聚会；与亨利?基辛格和费利克斯?罗哈廷在国外关系事务委员会和世纪俱乐部一起吃饭的情景；他和他的正式女朋友经常去参加的欧洲拜罗伊特巡游和伦敦社交季节；他保持这么多联系的华盛顿；最后但也是很重要的，由《纽约书评》的创办人和编辑独占鳌头的错综复杂的纽约出版界。
　　求你了。别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一种幻想换成了另一种幻想。我曾经尝试过要看到自己成为学术界人士，但没有成功。现在我正在做应急实验，要看到自己成为一个编辑，一个表达能力强、穿着考究、有着急于成#小说功的迫切心情的年轻人，正在出版界的梯子上往上爬，收集一批作者，学习这一行业。夜复一夜，夜复一夜地，我把鲍伯一丝不苟的文字打成干净的底稿。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斜体字？“眼下”和“当前”有什么区别？这个句子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把词典扔到地上？他是像评论家声称的在减弱语言的力量，还是像世界各地的粉丝们说的在带来真相？一期又一期，《纽约书评》署名文章中的那些技巧对我来说开始变得更清楚明白了——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一点，但我自己的技巧就此随之而来。
　　请别。写吧。我领悟了鲍伯令人震惊的编辑话语，更领悟了作家们起起落落的样式：晚会上听到的名字，朋友的推荐，提前知道一本新书，为了推介新作家和保持老作家的地位，如何排名和把握时机这些诀窍，和市场达成妥协，理想主义的行为，不可能招人喜欢的评价那难以和解的特点。在《纽约书评》看着书和作家的命运，就是经历巴尔扎克式的幻想破灭。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就是这么回事。鲍伯桌子上（刚开始工作时，我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还未回复的信件）散放着的和他密切关注的文件里，我发现了数不胜数的关于抱负和失落、骄傲自大和启发灵感的故事，每个都称得上是《人间喜剧》。数不胜数？每年，我们的信件都能装满五六个大文件柜，然后被拖到档案室里存放。有一天，它们将构成一个幸运学者一辈子的工作。
请别写作（7）
　　当今出色的作家，总能升到和桑塔格在她的信里称之为“鲍伯，亲爱的”编辑合作的高度，而他们跌落的深度也是没有底的。（有一次，我问鲍伯，为了报复约翰?厄普代克令人讨厌地把信的收件人写成鲍伯?西尔伯斯，我的回信是不是可以写成约翰?厄伯代克。可他不让我那么写。）我们学会了同样泰然自若地看着恳求者顺从地提交给我们编辑的东西，以及傲慢者自杀式的拒绝，两者同样都没有意义。他为什么不发我的文章？有一次，一个被拒绝的作家在电话上问，声音里全是苦恼。坐在第八大道上面的办公室里，我试图弄清楚决定文章是否在杂志上发表时对影响和趣味的仔细斟酌，文章的中心、杂志的声誉、作者的忠诚度、商业需要、邮寄费、广告、字数，还有那不容商量的书贴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印刷机上印刷的任何东西，其页码只能以四、八，或者十六倍这样的固定数量增加或者减少，这是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在鲍伯的文件夹里，能读到史诗般的战争，还有令人震惊的失望、令人快乐的成功和陡然失去的体面。鲍伯的职业和经历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战后的文学圈，从多克?休姆斯和《巴黎评论》“巴黎”专栏的乔治?普林顿到纽约当代任何盛行的圈子。一次，一个落魄作家用雅典一家便宜宾馆的信笺写了要钱的诉求，提醒鲍伯50年代的一次见面，是在与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一起参加的一个晚会上见的面。从手写的信来看，我感觉到鲍伯文学生活之广度。
　　可是，我还感觉出点别的什么来了。在那封信里，在他的文件夹中，在杂志这一大剧中，甚至在纽约出版界这出更大的剧中，我感觉到，文学成功的世界有多局限，而失望、失败的可能性又有多大。而一个人有写作的抱负，又是多么的不计后果。
　　求你了。别写作。一周一周过去，我看着废弃物品桌上的书堆得越来越高，然后被装箱送到斯特兰德旧书店去。在那里，我学会了书是如何出版的，如何被评论的，又是谁写的。一周一周过去，在鲍#小说伯的教导下，我在把散文改成符合《纽约书评》风格的文章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在行了。
　　请别这样。写吧。
　　埃辛和我结婚了。我们开始找房子。我三十岁了。我想要个孩子。
　　请别写作。
请别写作（8）
　　III
　　那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当中，有希望读到关于《纽约书评》的花边新闻的人，肯定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考虑把这些新闻公诸于世。当然，很多人迫于《纽约书评》的威力，都被朋友和编辑劝阻了。但是，我喜欢这么认为，其他人，像我一样，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无法对之说三道四。就像文学上成功的动力会蔑视过分单纯的结论一样，为一个像鲍伯这样出类拔萃、发奋努力的老板工作，这经历也一样，太复杂了，简单的话语是无法说清楚的。即使在那声让神经几乎崩溃、动摇人们信心的“尼尔在哪？”响彻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明白，我是在为一个一辈子都遵从自由主义、从内心深处被一种根基深厚的正直理念所驱动的人工作。我见证了办公室里大量慷慨大方的行为，也见证了很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小气吝啬的例子。把这两方面的例子分类列出来会是一种误传。有一天，我看到鲍伯无意间听到了塔什曼的关于成吉思汗的笑话，我清楚地记得，他嘴角露出一丝没什么典型特征的微笑，而后走开了。后来，他帮塔什曼争取到一个到伦敦的《葛兰塔》工作的机会，办好了工作签证和其他手续，这样，他就可以和他心爱的女人住在一起了。这可是代价高昂的大#小说善举。评价任何人，很可能都没有那么简单。当然对鲍伯也是这样。
　　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为他的作者们做的，没有。每一篇文章都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而在每篇文章中，每个逗号都是一个道德承诺。一篇文章被编辑了五次、七次、九次都是很正常的，每次拿到我们这来打的时候，那一页半十七英寸长十一英寸宽的底稿上都布满了鲍伯蜘蛛网似的批改。底稿被寄还给作者时，经常是每个句子都已经被编辑过了，而每个句子也经常被改动过了。碰到特别糟糕的文章，我们就被指派去读被评论的书，研究经常是晦涩难懂的主题，然后把文章全部改写过，再把它们送给鲍伯，之后，再送给那些通常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世界级专家的作者那去。犯了个错，在道德上就是骇人听闻的事件，可能就会从办公室尽头被叫过去。
　　尼尔在哪？即使在我青春期时折磨我父母亲的那些年月里，即使在我自己也被我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折磨的现在，我从来没有被这么责备过——从来没有。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学院的院长，我喜欢过的工作没有一个能让我像喜欢为鲍伯工作的程度那样。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晨，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在编辑后来成为西奥多?德雷珀关于伊朗军售案的扛鼎之作的那组文章。从窗口望出去，第八大道神奇地一直延伸到市区。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全身心地、完全彻底地感到很幸福，而这种感觉，我一辈子也没有过几次。
请别写作（9）
　　接着，突然之间，我不再幸福了。
　　我在《纽约书评》沿着我的人生航线行进，结了婚，买了房子，有了第一个孩子，与此同时，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花了数不清多少小时的时间在鲍伯?西尔弗斯的办公室当学徒。然而，就像我突然感到很幸福一样，突然之间，一切都停止了，开始得那么突然，结束得也很迅速。
　　突然间，抱负和幸运之间的关系、艺术实现和公众认可之间的关系、电脑屏幕和出版业之间的关系，这些联系的神秘感对我来说全都没有了。我已经知道，人们是如何出版书的，名气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通往文学名气的路又是多么奇特，对像鲍伯这样的人的依赖性又有多大，而失败的路又多得令人不可置信。我知道文学成功的诱惑力有多大。多年以前，我在斯特兰德书店工作时，我得过一个文学奖项。我妈妈的一个亲密朋友——小说家葆拉?福克斯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得奖了，这不是很好吗？这很重要，很有必要，然而，这和写作却没有关系。现在，我明白了她跟我说过的关于那极大的重要性的话了。
　　这和写作没有关系。有了这种意识，突然就觉得再也没有能力为鲍伯工作了。出版商雷?赫德曼想把我挖过去，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当我告诉他我想离开鲍伯的办公室时，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他企业名下的其他杂志帮忙：《葛兰塔》、《读者目录》。你真的要从编辑转向出版吗？埃辛问我。你要知道，没有回头路可走。他们不会再把你当回事了。我考虑了一下，但只考虑了一会。我从来没想到要走回头路。
　　接着，那里发生了某些事，让人为这个问题大感欣慰。
　　一天，我路过的时候发现芭芭拉?爱泼斯坦有了新助理，不是别人，正是玛丽?昆坦斯。在耶鲁读书时，她是和我们经常一起在安可酒吧喝酒的研究生之一。
　　只是，不是同一个玛丽?昆坦斯了。
　　那个玛丽曾是个冷静、聪明的年轻女性，是个德曼理论#小说家，以其敏锐的思维著称，注定会有个辉煌的职业。
请别写作（10）
　　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个玛丽已变得很冷漠，显得饱经风霜，且过度酗酒。慢慢地，我知道，自从我离开耶鲁，这几年中，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她在吃药，药量很大，她的境况很不好。我记得，珍妮特?马尔科姆是她的一个朋友，给她谋到了这份工作。现在，她到《纽约书评》，一是要完成博士论文，二是要学习出版业。
　　我一直都很喜欢玛丽?昆坦斯，现在也还喜欢她。我们谈了很多。她的办公桌就在我的办公室外面靠右手边。我知道了她在服的药，作家街区的事以及她要完成博士论文的愿望。我想，我是想帮她忙的，虽然我和她的关系一直就是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关系，而不是地位平等的关系。我为她担心。但是，我看到她在努力抓住自己人生的缰绳，我也就转向我自己的论文，也是我在语言方面最后要达到的要求。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我重新集中精力写论文。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自己处于危险地带。某种程度上，我知道，就像空中的舞台设计，“求你了”和“别写”已经被发射到最后的，也可能是致命的月食中，和写作连在一起了。
　　写作不是可以永远等待的简单的谜。
　　离开鲍伯的办公室后，我为雷工作了很多年，还是在菲斯克大楼拥挤的办公室里，但现在只是白天上班的工作了。只在白天工作八小时，这加快了我写博士论文的速度，终于写完了。博士学位授予后那个晚上，我们的小女儿已经睡在婴儿床上，我开始写后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从第一句开始，我就知道我正在写会出版的东西。不是关于我的小说，但我控制着它，微微调节着它，掌握着它的节奏。它是部好小说吗？很可能是。我的学徒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沾沾自喜的年轻男女进来顶替了我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熟悉的人继续着他们的生活，而经常总是这样，新来的人从来就没有像熟人那样逼真，那么真实。不管怎样，我在编辑室很快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渐渐地，玛丽?昆坦斯和其他编辑助理所在的圈子对我关上了大门#小说，慢慢地，这份工作也越来越成为一条死胡同。但是，也许是个非偶然的反比方程，我在写作方面渐渐成长起来，我的小说渐渐地、慢慢地、稳步地在评论和文章中出现，我自己的文字开始发表了。
　　接着，1995年冬季，玛丽?昆坦斯自杀了。
请别写作（11）
　　IV
　　打电话给原来做过编辑同僚但不再跟我有联系的一个人，这才知道具体细节。玛丽似乎是中断了药物治疗。有天晚上，她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走出去了。她光着脚，处于妄想状态，显然还很兴奋，在远离商业区的一座铁路立交桥上毙命——她跳下去了。听说这些后，我很确定，那是在大都会北方铁路通往纽黑文的沿线上。在铁路那一头，有她写砸的论文，还有安可酒吧我们那些夜晚的所有希望。我找到她的父母亲，他们住在中西部的某个地方，我问他们是否需要我的帮忙。她的兄弟们显然已经动身前来取她的遗物，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我相信，珍妮特?马尔科姆过了段时间举行了一个追思会，但我没有接到邀请。
　　我的儿子出生了，我的女儿也在成长，我花了更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甚至沉浸在养育他们的庞杂事务中。埃辛又回去做全职工作了，这次是在《时尚》杂志。我们那杰出且苛求的老板名单中又多了安娜?温图尔的名字。我们买了座房子。那时，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冒险和兰登书屋签了两本书的合同，那激动心情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伙计，书上市销售时，埃辛对我说，口气里没有多少表扬的成分。你已经做了很多编辑助理梦想中要做的事。我又写了本书。过了段时间，我辞职了，不再为赫德曼所雇。我是个鲁莽轻率、固执己见的年轻人，受十几年前听到的句子中少了个逗号这股情绪的驱使，我又让自己投身于一个无可知的世界当中去了。我再次把书卖了出去。在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十年中，规则完全变了。大学里的写作系挤满了作家，小说和学问一样成了合情合理的东西。我遇到了乔纳森?维奇，一个出色的系主任。他开了条通往终身教授和全职教授的路，还有慷慨的校长——另一个叫鲍伯的人，鲍伯?克里——他鼓励我向上发展，当个系主任。我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我写完了第三本书，出版了，令人称奇的是，卖给了另一个叫鲍伯的人，改编成电影。这个鲍伯叫鲍伯?雷德福德，很友善，很慷慨，就跟第一个鲍伯很严厉一样。这一个接一个的鲍伯成就了我成年#小说时期所有的好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我生活中为鲍伯工作的时期真该结束了。记忆中，该是玛丽?昆坦斯死去后的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埃辛和我参加完晚会回到家中，付了保姆工钱，无论如何都是一对成功的纽约人，置身出版界的那类人。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也刻上了偏离我们所处的模式的印记，一个我们继续成长的印记。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从我离开鲍伯的办公室时就开始了。
请别写作（12）
　　我整个晚上都在想玛丽的事，想她死在大都会北方铁路的纽黑文沿线，而我没有接到邀请去参加她的追思会，我感到很伤心。埃辛上楼去看看孩子们怎么样了，我把保姆送去坐出租车。然后，不知怎么回事，我发现自己不愿意上楼去。我坐在沙发上，外套也没脱。令我自己也非常吃惊的是，我头往后仰着，脖子碰到了竖起的衣领，衣领则靠着沙发靠背，我哭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从那以后也从来没有这么哭过：特别难过的眼泪，两次、三次地涌出来，但止得也很快，就像突然开始流泪时一样，这更像是一种高氵朝，而不是悲痛。我站起身来，在厨房里擦干眼泪，然后上楼。这是独特的经历。这么多年来，我都对自己解释说，这是对一个老朋友的死长期受到压抑的悲痛，一个失败的朋友，这也是我生活中知道的第一起自杀事件。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晚我哭泣的原因颇多。我曾经认#小说为《纽约书评》会是培养具有相似志向或目的的人的办公室，这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走到一起，在西村一所褐色砂石建筑里上班。我为这些日子而哭泣。在我带着几乎无法理解的深深的信念，辞职离开鲍伯?西尔弗斯的办公室，离开我在那里碰到的一切，我为自己这么做之前的那些日子哭泣。我也为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多抱负以前的那些日子，为我学会写作的那些日子而哭泣。

=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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